本文是一篇公共行政管理论文 ，本文以西北地区两个农业公司为例，从乡土逻辑出发，分析了下乡资本在村庄社会情境中成功嵌入村庄社会的过程，能否成功的深层原因，以及成功嵌入产生的影响等问题。研究显示，下乡资本需要通过结构、政治、文化、关系等环境系统嵌入乡土社会。其中，占据结构洞位置才能获得嵌入的核心优势，即依托公司负责人、村干部、村庄“熟人”三重身份，占据乡土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有助于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地顺利嵌入。而嵌入成功的深层原因是，下乡资本能够融入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利用熟人社会的人情往来规则将其外来者身份转化为乡土社会的“自己人”。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深入发展，农业和农村发展呈现出新的发展景观，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农村普遍面临“老龄化”和“空心化”等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帮助基层政府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1-2]。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鼓励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经营领域，投资农业农村。2018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鼓励工商资本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在中央政策地鼓励下，大量工商资本涌入农村，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资本下乡正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
当前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但是截至 2018年我国的农业就业人数仍达 2 亿。这种情况下，资本下乡必然对农业、农村、农民产生巨大影响。虽然资本下乡正席卷全国，但是对于资本经营失败“毁耕弃约”、“跑路”等报道也屡见不鲜。对于资本经营失败的原因，有三类观点。第一类从农业生产特殊性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农业生产由于投入和产出的时滞性，工作场所的特殊性使下乡资本容易面临监督和激励难问题，劳动者易于偷懒，不易监督。再加上近年来土地流转费用持续上涨，雇工成本增加，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利润率较低，风险较高[3-4]。第二类从资本下乡的动机进行解释，认为资本下乡流转土地并非是为经营农业，而是发展旅游业、房地产项目，靠土地价值增长获利[1][5]。第三类从资本与乡土社会互动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农业生产不能脱离乡土社会，资本下乡不仅要处理好生产过程中的经营管理问题，还要处理好与村庄社会的关系问题。如果不能与村庄社会进行良性互动，就会遭遇来自乡土社会的抵制，面临偷盗、监督困难等问题[2]。农业生产特殊性解释将规模与雇工经营过于简单化的理解，没有意识到处于各种“关系”中的雇工能够依靠乡土社会本身的社会关系资源解决雇工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动机性解释具有明显的缺陷，现实中确实有目的不纯的下乡资本，但也有真心实意下乡从事农业生产的资本。动机说可以解释农地“非农化”现象，却不能解释资本因为经营不善而“毁耕弃约”。这两类解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都是一种外部解释。在中国情境下，下乡资本所面对的是一个包含政治、人情、伦理、关系的乡土社会，资本能否经营成功，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经营管理，更取决于其与乡土社会的关系。资本下乡的发展问题，应该从资本与乡土社会互动的角度进行解释，深入到下乡资本经营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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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在工商资本下乡的大趋势下，下乡资本在村庄社会中的发展问题不容忽视。本文以“嵌入性”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下乡资本嵌入乡土社会的方式；引入“自己人”分析视角，从乡土逻辑出发探究下乡资本成功嵌入乡土社会的真正原因。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利用嵌入理论分析资本下乡与村庄互动问题，拓宽了嵌入理论的适用范围，突破了仅将嵌入理论运用于经济与社会关系分析的研究领域；引入本土的“自己人”分析视角，有助于外来理论本土化。通过案例比较研究，深入分析下乡资本嵌入乡土社会的方式，以及成功嵌入乡土的原因及影响。通过宏观、中观、微观视角，对案例进行多角度、立体化分析，进一步充实我国关于资本下乡与乡土社会互动的相关研究。
1.2.2 现实意义
资本下乡把资本、技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引入农业生产领域，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经营体系变革。资本入驻的是一个包含人情、关系、传统、政治的乡村社会，资本能否顺利实现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管理经营，更取决于其能否顺利地“嵌入”村庄。
论文从张掖市相邻的两个农业镇分别选取BY农牧公司1和DC 农业公司进行案例比较研究。首先，从资本下乡的动机来看，这两个农业公司都以下乡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获利为目的，没有出现农地“非农化”现象。两个农业公司目前都坚持在经营，没有出现“毁耕弃约”现象。其次，从资本下乡遭遇“保护性反向行动”来看，两个农业公司入驻的村庄，劳动力大量流失，土地撂荒严重，资本下乡有助于解决村庄土地抛荒问题，非地方政府强力推动下的资本下乡，而是村庄主动选择下的资本下乡。这种背景下，两个农业公司均较少遭遇来自村庄的“保护性反向行动”。最后，张掖市农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土壤气候独特，农产品1按照学术惯例，本文使用的所有地名和人名均做匿名化处理。品质优良，地方政府对下乡资本有大量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下乡资本。因此，在案例选取上，上述条件避免了其他外在因素对下乡资本嵌入乡土社会问题的干扰。论文通过对比两个农业公司嵌入乡土社会的方式，探究下乡资本能成功嵌入村庄的内在机理及影响。通过对案例的分析，为解决下乡资本的发展问题，实现资本与村庄共同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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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资本下乡
资本下乡虽然在近几年被广泛讨论，但是作为一种农业转型的实践形式，资本下乡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公司+农户”、“反租倒包”、“企业农业”都是其表现形式[2]。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在中央的大力推动下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大规模流转土地，从事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资本下乡是政策推动、乡村拉力、内生赢利吸引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0]。“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城镇化速度日益加快，工商资本不断参与到农村“土地整理”与“增减挂钩”等项目中[1]。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基于土地财政所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的结余收益吸引下，部分资本开始参与“农民上楼”等土地开发与建设过程[45-46]。因此，资本下乡共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指通过流转农民土地组建农业企业，以土地经营者的角色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从事经济作物与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16]。二是为获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资本主动进入村庄促成“农民上楼”，参与土地项目运作[47]。本文所讨论的资本下乡是指第一种形式，通过流转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资本。
2.1.2 农业公司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2014 年、201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连续指出，要着力构建四化于一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扶持联户经营、家庭农场、龙头企业以及多种形势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业公司是一种伴随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而产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俨然不同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特征与内涵。
我国的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户，随着农业的转型，“资本下乡”过程中农业企业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在崛起。资本下乡背景下，农业企业的资本组成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个人资本积累。这类农业企业主要是本地或外地农民通过从事其他行业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转投农业，并且以个人名义注册成立农业公司。第二类，公司资本。这类农业企业都是资本雄厚的大公司，具体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原本就从事农产品深度加工、农资销售等农业相关产业的资本为节省成本或拓展产业链而下乡直接进入农业生产环节。第二种，未从事农业相关产业的大公司，在国家号召、地方政府政策拉动、农业利润吸引下，投资农业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第三类，个体集资。这类农业企业主要是由多个农民、投资商通过集资的方式获得原始资本，共同注册成立农业企业。这部分经营者有的从事过农业生产，有的从未接触过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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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嵌入性理论阐释
“嵌入”最初是指一个系统进入另一个系统，嵌入性概念最早出现在匈牙利学者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一书中，波兰尼尝试借助嵌入性概念分析人类的非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他认为经济行动并不是经济理论所描述的那样独立于社会关系，而是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政治、宗教之中。他提出，并非是经济行动嵌入社会关系，而是社会关系嵌入于经济行动中。之后，马克·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发展了“嵌入性”概念，并将其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他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社会嵌入”这一理论设想，并且对“嵌入性”概念进行了反思。“格兰诺维特认为虽然经济行动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但是这个社会过程应被视为一个人际互动过程，并在研究时强调信任是组织从事交易的必要基础，也是交易成本的重要决定因素”[48]。格兰诺维特虽然有效地解释了经济行为的社会学模式与经济学模式之间的差异，但是缺乏对社会关系如何影响经济行为的具体解释[49]。之后，莎琅·佐京和保罗·迪马乔两位学者在继承格兰诺维特社会嵌入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嵌入性在关系性和结构性嵌入基础之上还应包括认知性嵌入、文化性嵌入、政治性嵌入等要素，构建起一个更为成熟的嵌入框架[50]。
在佐京和迪马乔看来，认知嵌入性是探究影响个体或者企业行动者经济理性行为的认知来源；文化嵌入是指文化因素对组织以及个体行动者行为的影响，包括影响其行为的文化价值、行为规范等；结构嵌入是指组织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
以及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结构嵌入也包含了一些政治性因素；政治嵌入是指国家制度安排、政治权利、政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