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权力的规训....................................43
5.1.1 权力机器：以政府为主.................................43
5.1.2 政府表征的文明街空间.........................44
6 文明街历史文化街区空间的再生产
6.1 突出公共性，保证空间权利人人享有
历史文化街区本质上是人们共同拥有和使用的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它除了是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还是一个凝聚着信息交流、社会纠纷、文化表演、群体行为、人际互动、公共权利的社会空间（崔家滢，贾广社，2018）。历史文化街区同城市中的公园一样，已经成为了非排它的、异质的、涵盖多重功能的公共空间，具有更广泛层次的社会关系（鲍懿喜，2012）。因而，人人都有权享有空间权利。列斐伏尔认为城市权利是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它关注日常生活时间、空间与公民行动之间复杂的网络关系（Mark Purcell，2014），它要求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相关者都拥有空间的话语权。然而，文明街的生产中政府是否强调了对公共空间的塑造？显然没有。五华区政府和之江公司的规划和设计还是过于考虑经济的发展，尽管也有考虑到公共性这一层面，但并不以此为主。在生产过程中，政府的潜意识里更多地认为文明街空间是属于行政管辖范围内的，各主体应该服从权力的规训，忽略了公共空间的本质和公民空间权利的享有。
政府应该突出文明街空间生产的公共性，将文明街的空间生产定位为“保护为主，发展为辅”，优先满足当地居民、市民对生活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要求，并强调公众参与到文明街的空间生产中来。就目前文明街一期、二期的生产中，公众参与是单向的。对于居民进行的调查大多是围绕房屋的产权、历史资料等进行，倾向于为规划做准备，而对于民众关于更新的看法、修缮意见等则没有花费过多精力。在对曾经生活于文明街的一位居民访谈时，他提到政府既没有向他们咨询过也没有与他们商讨，即使有听证会也只是少数参与，不能代表大家的意见，听证往往流于形式，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意志，大家对赔偿不满意因而都不愿意进行改造。相较于文明街生产之初有居民提出愿意出资改造，以及后期有六到七家的“钉子户”同意按照规定的更新风格和方式，愿意出资委托之江公司来帮他们进行修缮，可以看出地方居民是存在参与空间生产的意愿的，他们对文明街有无法割舍的情感。但实际的文明街的空间生产中弱化了公共性，造成权力的上层意识与群众的下层行动间的对抗（崔家滢，贾广社，2018），“钉子户”的出现正是社会群体空间抗争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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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结论
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离不开城市化发展，而城市化的发展离不开空间问题。城市化涉及城市空间的规划、开发和使用，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能够更好地剖析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从而更好地推进现代化。城市的繁荣不一定要拥有多少高楼大厦，而是需要历史文化的支撑与人民幸福感的满足。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市空间的一部分，是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统一，集聚着众多的文化遗产与人文精神，对于街区的更新不能简单地扩建、重建，而应该注重空间内容的填充，实现各类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在保护中发展。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以昆明市文明街历史文化街区为案例，探究了作为特殊的城市空间——历史文化街区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以及作用于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并就文明街空间生产存在的困境提出建议。
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特殊，权力的主导性较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本逻辑，我国的空间生产表现为权力主导性最强，资本次之，地方居民最弱。空间生产过程中，权力以政府为主要的权力机器，通过法律、政策和规划发生作用。权力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身体为对象实现权力的规训，人们在权力的影响下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进而影响空间的实践。资本常常作用于经济空间，以房地产开发商为代表的资本主体在空间的生产中为了满足逐利的需要，在生产与改造物质空间的基础上，将文化符号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嫁接于消费上，使街区缔造为消费空间，失去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初衷。以国家与社会管理层、企业主阶层和劳动者阶层为主的不同阶层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生产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而影响空间的生产。由于空间话语权的差异，管理阶层和企业主阶层在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中占主导地位，而劳动者阶层往往表现为“被动参与”。空间的生产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权力和资本的联结冲击着日常生活空间，空间原有的社会关系被打乱，新进入者由于缺乏对街区的归属感而变得淡漠，街区空间缺乏活力而趋于同质化。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