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公共行政管理论文研究，本文以我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圈为研究样本，结合三大区域金融人才的现状，在探讨我国区域金融人才集聚的效应基础上，重点分析了金融人才集聚过程中的政府行为，梳理总结三大区域经济圈的政府在金融人才集聚过程中制定的政策和措施，比较三地金融人才集聚过程中政府行为的特点和差异，分析政府在金融人才集聚中存在的困境。基于政府与公共管理的视角，分析政府行为对金融集聚形成及其经济效力的影响，探讨政府行为模式的选择以及政府制度体系的构建等问题，为政府制定有效的金融政策提供理论指导和参考依据，以提升我国区域金融人才的集聚程度。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政府行为
行为是指在特定的物质环境中，在社会文化体系和个人价值观影响下，为满足个人需求并实现某个目标的活动过程。行为学就是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规律。这里的“人”不仅指个体（也就是一个人），还指群体（也就是一群人）和组织（也就是由很多人组成的机构）。所以，一般来讲，行为可以分为个体行为、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三个层次。其中，组织行为是由个体和团队构成的组织整体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个体、群体、组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如果把组织看成一个系统，那么群体便是构成这个系统的子系统。美国学者玛丽·派克·福莱特（Mary Parker Follett）是最早承认应该从个体和群体行为两个角度来看待组织的学者之一。她认为组织应建立在团体道德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个人潜力除非在群体交往中得以释放，否则依然是个人潜力，管理者的工作就是协调群体、努力激发个人潜力；管理人员与员工双方都是共同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将对方视为合作伙伴；管理者领导下属，不仅要依靠正式职权，更要依靠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
政府是一个公共组织，其行为属性是公共组织行为。公共组织行为既有一般组织行为的普遍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主要是就其具体的行为主体而言，相应地，公共组织行为又因其行为主体的特殊性而使其组织行为有了“公共性”的标志。
1.政府行为的内涵
政府行为（Government behavior）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概念，截止到目前，在公共管理中，很多学者在开展相关研究时并未对其概念进行严谨合理地定义。“政府行为”的概念最早是在经济学的相关文献中被提及，主要指得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的介入与干预。随后因为组织行为的兴起与研究的深入，这一提法在管理学，尤其是公共管理的文献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主要指政府内部公共部门的计划、组织、协调、领导、监督和控制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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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
（一）政府行为相关理论
前文提到，政府行为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共同使用的国际通用性规范概念。其概念最早是在经济学的相关文献中被提及，主要指的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的介入与干预。随后因为组织行为的兴起与研究的深入，这一提法在管理学，尤其是公共管理的文献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主要指政府内部公共部门的计划、组织、协调、领导、监督和控制等活动。所以，对政府行为的理论基础分析主要从管理学和经济学两个层面进行梳理。
1.管理学的政府行为理论
（1）官僚制
官僚制强调正式的规则，具有工作专门化、职权等级、正式的规章和制度、非人格化人际关系、正式挑选具备技术资格成员、职业定向等体系的组织结构模式和管理方式。“官僚制作为 20 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其初衷是一种指导政府和企业活动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今天仍在社会中运作，并且已经成为不可逾越的事情。”①官僚制是现代社会典型的组织管理和政府管理方式，对其展开的学术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种是社会学的理论视角。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是最早的、并且有着突出贡献的研究者。他在《经济学与社会》（Economy andSociety）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理想官僚模型”。韦伯分析得出人类的组织的权力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来源于传统，权力是世袭而来，这种权威叫传统权力；二是来源于魅力，这种权威叫魅力权力；三是来源于法律，叫法定权力。三者相比较，法定权力来源的组织，也就是官僚制组织，效率最高。韦伯认为，如果组织的运行既有法定权力，又合乎理性，就是完美且理想的行政组织，又称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型。韦伯认为，纯粹从技术上看，官僚制的结构和制度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官僚制比其他形式的组织更加优越，“精确、迅速、明确、精通档案、持续性、保密、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摩擦、节约物资费用和人力，在由训练有素的具体官员进行严格官僚体制的、特别是集权体制的行政管理时……能达到最佳的效果”。③但是在这样的所谓“理想的组织结构”组织中，过于强调“明文规定”、“照章办事”，过于注重稳定、严格、精确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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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区域金融人才集聚中政府行为的动因分析
一、金融人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反馈效应
（一）金融人才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人口在空间层面上向某个区域或者行业集中转移和流动，势必会促进区域经济或者某个行业实现迅猛发展。①作为更具创造力且专业能力更强的劳动力，人才在工作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明显超过普通劳动力，所以，人才集聚往往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大量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中，人才资本的大力投入不仅有助于获得收益递增效益，还能够更容易、更轻松地形成外部溢出效应，由此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强大的支持。
第一，人才集聚能改善经济增长现状。在全球经济交叉深度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人们清楚认识到传统的生存发展模式已无法在激烈的市场中获取更强劲的竞争优势。唯有在智慧的加持下，科学、合理的挖掘与使用自然资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在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知识的创新与应用就显得极其重要。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人才集聚可加快知识创新进程，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并以物质资本的方式反馈给社会生产，促使生产结构升级与改变。人才集聚既拉近了交流深度，增加了学习机会，还有利于知识传播与创新。在实践生产中，物质资本投资模式受到了各行业的高度认可，成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助推力，越来越多的技术资本被投放于密集型产业，以促使传统产业朝着资本型、技术型方向发展。对于我国来说亦是如此，经济动力发展不再以传统劳动产业为主，也正积极演变为资本和技术，从而拉动我国经济稳健、高效增长。
第二，人才集聚可改变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创新。基于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自主创新不仅是产业技术水平得以快速提高的根本保障，也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在产业竞争日趋激励的严峻态势下，人才不仅是炙手可热的重要资源，还是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主宰者。在创新的道路上，集聚了各式各样的人才，但人才个体创新能力有限，知识储备不尽相同，也就很难做到长足发展。在此情况下，人才集聚就成为了解决此问题的可行举措。通过深度地探讨与交流，可达到扬长避短的目的。创新主体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可凝聚成无限大的知识力量，进而也就能从根本上提高创新水平。人才集聚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知识支持，新理念的形成、新方法的引用则加快了区域技术产业发展进程，从而能为全国高新产业快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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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行为影响着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选择
区域人才集聚是政府与组织之间的演化博弈系统，人才是这一体系中的一种资源。在区域人才集聚体系中，地方政府是资源（包括法规、制度、经费等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和管理者。政府的行为（包括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对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一）从人才角度出发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
确认人才集聚参与主体地位是人才市场集聚共享建设的首要问题。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人才集聚主体为人才、雇主和政府三方，但由于主体地位不明朗，
利益分割和利益冲突难以显性化，市场主体交替选择正式和非正式身份参与市场活动。人才主体地位体现为就业权，由于人力资本产权缺失，人才流动的制度性限制难以根除，人才被追以正式身份和非正式身份参与市场活动。雇主主体地位体现为雇佣权，但受制于市场的制度性分割，难以实现自主用工，雇主被迫以正式或非正式用工。正是由于区域间市场主体地位不清晰，各利益相关方对利益分配诉求的差异和对利益受损的担忧，人才集聚共享难以有效落地实施。①
另外，人才市场主体的诉求通过各种渠道和机会进行表达，显性表现为劳动力流动现象，人才和雇主个体通过合同或谈判进行利益表达，产业和社会层面由政府通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来显性表达。但是，个人福利并不一定由他所拥有的物质产品量决定，还取决于人才所关心的发展环境、科研条件、子女教育等因素。人才市场对微观主体有很多约束，如户籍、社会保障制度等；人才群体存在明显分割并且工作搜寻行为差异，高端人才往往采取特殊的职业搜寻与流动行为；雇主雇用行为既不规范也不够理性。
随着人才集聚规模及产业集群规模的持续壮大，某行业或者某区域的人才分布呈现出较强的密集性特征，由于未针对人才流动情况进行科学严谨地规划，导致人才过度集聚的问题进一步加剧，而这即对当地就业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提出了较大挑战。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高的一二线城市凭借着完善的设施及优化的薪酬吸引了大量高学历人才，导致就业竞争程度不断加剧，而欠发达地区或者冷门行业则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上述问题的产生和人才非理性流动之间具有较强关联，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组织等，均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对人才集聚进行合理规划及高效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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