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税收政策是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重要经济政策，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成本、投资规模、投资区位选择等多个方面，最终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从目前东道国采取的跨国公司税收政策来看，一般有两类政策措施：一类是跨国公司税收政策与本国公司税收政策相同，主要适用于发达国家；另一类是跨国公司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宏观税负大大低于本国公司，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采用这类政策措施，我国也如此。跨国公司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可以从两方面来论述，一个方面分析跨国公司宏观税负对东道国总体税收负担发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分析跨国公司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要素，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跨国公司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跨国公司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般分析
跨国公司税收负担主要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跨国公司税收总收入和跨国公司所创造的G D P的比。跨国公司税收负担既包括东道国的税收负担，也包括母国的税收负担，本文不考虑母国税收政策对跨国公司的影响，主要分析东道国跨国公司税收政策影响总体宏观税负，进而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跨国公司税收政策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国民待遇原则，跨国公司税收政策和本国公司税收政策一致，跨国公司税收负担不影响总体宏观税负。另一类是实行特殊的税收政策，跨国公司税负低于或高于本国公司，如果跨国公司宏观税负高于本国公司税收负担，会使东道国总体宏观税负提高；如果跨国公司宏观税负低于跨国公司税收负担，可使东道国总体宏观税收负担降低。目前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大多数发展中东道国跨国公司税收负担低于本国公司税收负担，这种跨国公司税收政策降低了东道国的总体宏观税负。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凯恩•马斯顿对提供的具有可比性的20个国家1970～1979年的经验数据，比较分析了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1是部分国家税收负担和经济增长比较情况。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低税负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高于高税负国家。低税样本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非加权平均年增长率为7．3%，而高税样本国家仅为1．1%。低税样本国的每一个成员，即使包括3个非洲国家（马拉维、毛里求斯和喀麦隆），其经济增长也超过了样本国家中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秘鲁。大多数次撒哈拉非洲国家（尼日利亚除外），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仅为1．6%，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则为6．2%，主要是前者的税收负担低于后者。
马斯顿通过回归分析表明，税收比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下降0．3 6个百分点，如果使税收成为生产函数自变量，同时还有国内总投资和劳动力，那么税收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下降0．1 4个百分点。
马斯顿还分析了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两条途径：一是较低的税收负担使储蓄、投资、劳动工作有较高的税后收益，较高的税后收益可以刺激生产要素总供给的更大增长，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二是低税国提供税收刺激，起到优化资源配置作用，促进资源从效率配制向高效率配置流动（刘飞鹏，1 9 9 5）。
基于上述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的观点，跨国公司宏观税负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必然会发生影响。如果跨国公司宏观税收负担高于本国公司税收负担，会提高总体宏观税收负担，使本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如果跨国公司宏观税收负担低于本国公司税收负担，会降低总体宏观税收负担，提高东道国经济增长率；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加深，跨国公司投资成为许多国家总体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推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各国外国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不同，所以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各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一，比重高的国家，跨国公司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大，比重小的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
2． 在华跨国公司低税负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在华跨国公司实行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外资企业税收负担大大低于内资企业。表2是部分行业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比较。
从表2可以看出，外资企业间接税平均税负和内资企业间接税平均税负基本持平，外资企业间接税对我国总体宏观税负影响不大。外资企业直接税，主要是企业所得税平均税收负担大大低于内资企业，外资企业为4．6 8，内资企业为2 3．3，外资企业比内资企业低18．62，低291%，这就会大大降低我国总体宏观税负。导致我国跨国公司所得税税收负担偏低的原因是我国对跨国公司实施多种形式的税收优惠政策，尽管法定税率和内资企业相同，但是实际税率明显低于内资企业。按照马斯顿的观点，宏观税负的降低能够刺激经济增长。所以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了一定的作用。
跨国公司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要素的影响
以上从宏观角度分析了总体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接下来我们从微观角度分析跨国公司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微观分析就是分析税收政策影响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哈罗德—多马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平均储蓄率（即平均投资率）和投资效率，其中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影响。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资本、劳动、技术三大因素决定经济增长。上述模型一致认为，经济增长是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函数，即G=F（K、V、T），因此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主要是通过对生产要素的效应来传递。从一国生产要素的来源来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外的资本、技术、劳动力成为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许多国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先进技术和劳动力，对跨国公司投资采取了许多税收优惠政策，有效地利用了国际生产要素，推动了东道国经济增长。我们从以下方面分析跨国公司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跨国公司税收政策对投资总量的影响
截至2 0 0 1年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占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达1 0．5 4%（江小娟，2 0 0 2），因此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
投资决策由税后可支配投资收益决定，折旧也受税收政策的影响，因此税收政策可通过影响投资收益和投资成本中的折旧因素而影响投资。假定母国对跨国公司税收政策不变，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有效税率越低，税后收益就越高，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就越强，对东道国的投资总量就越大，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大。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有效税率越高，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就越低，这将减弱跨国公司投资动力，甚至会出现资本外逃，经济增长会放慢或者出现负增长。
美国著名财政学专家阿托•埃克斯坦（Eckstein）以美国的经验数据为基础，利用8 0 0个等式模型对公司税的影响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在1970～1980年间，公司所得税累计1 5～33%，会使企业投资和股本分别增加了1 5．5%和9．9%（1980）；罗格•高登和达里•乔根森（Gordon，R．H．and D．Jorgenson）
就投资税收抵免对投资的影响进行了估计，结果是：在1964～1974年间，如果投资税收抵免率从7%提高到15%，将会使股本增加12．5%（1974）。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许多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也快速增长，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表3是改革开放以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量和税收支出对照。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税收支出增长趋势和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趋势基本是一致的。1 9 9 2～1993年间，税收支出和外国投资缓慢增长；1993～1994年间，尽管税收支出在增加，但由于我国压缩投资规模，实行紧缩性政策，外国投资明显下降；在以后的几年间税收支出和外国直接投资几乎是同步变动。这充分说明我国跨国公司税收优惠政策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总量成正相关，税收支出增长下降，外国投资增长下降；税收支出增长上升，外国投资上升。
2． 跨国公司税收政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跨国公司税收政策对技术进步有重要的影响，较低的有效税率将导致较高的技术进步率，较低的有效税率将导致较低的技术进步率，总体技术进步率的升降与对资本课征的税率呈逆相关（Jorgenson，1981）。这种作用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税收影响科技开发的投入能力。政府通过规定允许税前提取科技开发基金、科技投资税收抵免、科技开发费用加倍扣除等措施增强经济主体的经济开发能力，降低科技投资的风险。二是税收影响科技开发与应用的税后利润率，从而对技术进步产生刺激作用。
世界上许多国家实施推进技术进步的税收政策，这些税收政策是包括多方面内容，具体措施见表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科学技术比较重视，出台了不少针对跨国公司技术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转让实施税负较低的预提税，对投资高科技产业、风险投资产业都实行税收优惠照顾，对研究和开发给予税收鼓励，等等，这些对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都有积极的作用。
3． 跨国公司税收政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税收政策是通过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工资税等税种影响劳动供给。一国劳动供给首先取决于市场工资率，其次受税收（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征收之后，个人收入减少，由此引发对劳动供给的两种效应。一种为收入效应，即纳税人为弥补税收带来的损失，保证原有收入水平或提高收入水平，以改善消费、增加投资，更多地投入劳动（增加劳动供给）；另一种为替代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