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其中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断缩小，但是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以2000年的美元为核算基准，我国人均GDP由1978年的165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 598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48％；而同时期，日本的人均GDP由22 474美元增加到39 824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8％；韩国的人均GDP由3 158美元增加到13 865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49％；英国的人均GDP由15 534美元增加到27 632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9％；美国的人均GDP由22 382美元增加到37 791美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90％；1978年日本、韩国、英国、美国的人均GDP分别从我国人均GDP的136．2倍、19．1倍、94．2倍、135．7倍，缩小到2006年的24．9倍、8．7倍、17．3倍、23．7倍。
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相适应，我国城市化水平也处于加速发展时期，提高速度也远大于其他国家提高的速度，但是城市化水平和世界的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其中，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6年的43．90％；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和美国人口咨询局的有关数据，2005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8％；发达地区为77％，其中美国、日本均为79％，英国为88％；不发达地区为41％；亚洲为38％；1980年至2005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从41％提高到48％，增加了7个百分点；发达地区从71％提高到77％，增加6个百分点；而不发达地区从30％提高到41％，增加11个百分点；而我国同时期城市化水平从19．39％增加到42．99％，增加23．6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同步提高是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共有的现象，我国的经济发展轨迹也不例外，只是我国由于处于特殊的历史阶段，二者以更高的速度增长。但是，和二者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我国行政管理支出的膨胀问题，在国家提倡节约型社会和服务型政府，财政支出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投入的背景下，行政成本持续膨胀的现实十分令人瞩目，在令人兴奋的同时多了些忧虑。其中，行政管理支出从1978年的52．9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7 571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9．83％，而同时期内，财政总支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91％；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4．71％上升到2006年的18．73％；从国际横向比较看，2006年美国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9．9％，日本为2．38％，英国为4．19％，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①。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和行政管理支出的同步高速增长的现象，我们如何做出解释？由于我国独特的制度、历史文化背景、人口规模等因素，我们不能简单地和其他国家做横向比较分析，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经济和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和我国相比又很少。同时，我们也不能进行简单的历史比较分析，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种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处于剧烈变迁中。所以，本文抛开国际比较和简单的历史比较方法，从时间变迁的角度考察三者之间的长短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变化的互相影响。
2文献综述
2.1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结果普遍认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城市化的发展程度，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促进经济增长。其中，王金营利用OECD国家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相关分析[1]，研究结论为：（1）高收入国家伴随着高城市化水平，低收入水平与低城市化水平相伴；城市化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同时城市化的发展也促进经济的增长，在经济起飞阶段，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起着强有力的拉动作用。（2）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滞后效应，初始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其后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则越快。（3）随着各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将趋于一致，而经济水平差异加大，城市化与经济水平的线性关系减弱，经济发展对城市化成长的最终作用具有局限性。（4）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Logistic曲线关系或者线性关系。（5）世界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水平相协调，甚至城市化超前于经济增长，城市化有利地拉动了经济的增长；而中国、印度等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水平，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较弱。（6）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目前仍处于低增长线性成长阶段。国内其他学者的也做了大量相关的研究[2-7]。
国外学者的研究包括：钱纳里利用1950－1970年101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数据，采用回归分析证明在一定的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化水平相对应[8]；Henderson[9]、Renaud[10]、Moomaw[11]等学者也做过相关研究。
2.2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学者们针对对行政管理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所做的专门研究比较少，他们一般将政府支出分为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经常性支出）两类，并认为行政管理支出属于消费性支出。对于消费性支出是否促进经济增长存在强烈的争议，目前还没有定论。其中，Landau对多个国家（地区）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回归，发现消费性公共支出对人均GDP增长具有显著负效应[12，13]；持相同观点的研究还包括：Engen、Skinner[14]以及Romer[15]等学者。Ram则提供了一个与Landau刚好相反的结论，他认为Landau的回归方程设定有误，为此他构造了一个同时包含公共、私人两部门的模型，并且对115个国家在1960—1980年期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分别做了回归，发现公共消费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16]。
有些跨国研究则表明公共消费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因国（或因地区）而异的，Grier和Tullock使用113个国家（地区）在1951—1980年期间的面板数据，发现公共消费对OECD、非洲和拉美的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但是在亚洲具有正效应[17]；Rao使用了与Ram同样的样本，并且引入了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在一些国家，公共消费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还有一些国家则是在公共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互相没有因果关系，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存在着从经济增长到公共消费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但很少有国家存在从公共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18]；Devarajan等人对43个发展中国家在1970—1990年期间的面板数据做了回归，发现公共消费的规模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然而当他们将同样的方法应用于21个OECD国家时却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论[19]；Lin使用6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也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消费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效应，然而在发达国家则没有显著关系[20]。
国内有关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的著述颇丰，但专门探讨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成果还很少。
2.3城市化水平与行政管理支出的关系
几乎所有研究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学者都认为，在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的城市化就是在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下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其中，陈甬军等认为，无论是原先限制城市发展，还是现在推动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的作用都是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城市化中的最大作用是生成、催化与提升市场力量，政府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只能建立在充分尊重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21]。张永亮和刘峰[22]、谷荣[23]、周加来和黎永生[24]等学者也有相关的研究。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就存在“越位”的风险和冲动，特别是很多地方政府将自身当作是城市经营的惟一主体，政府行为广泛地介入到城市资源配置的各个领域，不仅要充当城市建设的决策者，而且充当城市资产的经营者、管理者、协调者。所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不论是在制度变迁的安排上，还是城市资源的配置和城市稳定的管理上，都存在一个职能非常完善、体系非常复杂的政府；同时，管理细化是我国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而且，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行政管理部门主观上也有扩张的冲动。
3实证研究
3.1变量与数据来源
基于我国的现实情况，本文研究经济增长与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城市化水平三变量之间的关系；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样本区间为1978—2006年。经济增长用人均GDP衡量，同时为了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对其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调整，用gdp表示；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用xzgl表示；城市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用csh表示。为了消除变量的异方差和便于变量之间的长短期分析，分别对三变量作自然对数处理得到lngdp、lnxzgl、lncsh，作为本文的分析变量。
3.2序列平稳性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
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而言，时间序列的数字特征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非平稳时间序列在各个时间点上的随机规律是不同的，难以通过序列已知的信息去掌握时间序列整体上的随机性；如果直接使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计量分析，在作统计推断时，参数统计量的分布不再是原来的标准分布，并且所作的回归也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伪回归，这种回归关系不能够真实地反映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的均衡关系。同时，在经验研究中，尽管DF检验的DF统计量是应用最广泛的单位根检验，但是他的检验功效偏低，尤其在小样本条件下，数据的生成过程为高度自相关时，检验功效非常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