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知识被看做是一种社会建构，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观点，而对知识的控制则又涉及到“知识与权力”的相关话题，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文献秩序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问题。纵观学术界，自 2011 年蒋永福老师提出“文献政治学”这一新称谓以来，关于“政治权力介入文献活动中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论题，目前国内外鲜有研究。本文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对知识的选择性控制”，通过对其四种主要表现的揭示，分析其控制行为持续发挥效用的内在机理，并进一步阐释在“以帝为师”、“以儒为纲”的核心旨归的指引下，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通过对知识的“赋义”过程以实现对民众的思想控制与政治教化的。
从知识建构的角度研究政治，从政治权力的角度反思知识，是文献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对中国传统社会对知识进行选择性控制的研究，一方面，打破了以往仅在“文献活动圈内论述文献问题”的局限，提出了中国古代文献研究的新方向、新角度，将研究的重点从关注文献活动中的手段与技术问题上，逐渐转移到揭示文献活动的功能和价值上；另一方面，从巩固封建统治的视角探讨中国古代文献活动，并侧重研究文献活动中体现出的政治取向，这种新的审视文献和知识的角度，拓展了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为中国古代文献政治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要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对知识的选择性控制”的表现和机理，不是在图书馆学界内“闭门造车”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借助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而其研究成果也会对这些相关学科产生影响。这有利于促进学科间的交叉研究，产生并共享新成果，增进各学科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就图书馆学自身而言，对其他学科的理论输出也有助于提高图书馆学的公认度和学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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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他认为知识与权力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且密不可分的。没有哪一种权力是可以脱离某一知识领域而独立存在的，也没有哪一种知识可以不预设、不支撑权力而广泛传播的。政治权力通过对知识生产、分类、传递过程的控制，将统治阶级推崇的思想倾向与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节中去，使得被统治阶级只能被动地服从，实现了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福柯的这一观点，为本论题提供了思考和撰写角度。中国传统社会对知识的选择性控制，其实质就是在政治权力的约束下通过对文献进行整理来统一思想，进而保证并维护了权力秩序。
因此，搜集的参考文献应主要包含三大方面：一是“知识与权力”、“知识政治”的相关理论；二是中国传统社会文献活动中对知识进行选择性控制的具体表现、具体事例，如古代文献分类体系、类书体例编排、科举考试的内容变迁及文字狱、禁书的审定范围；三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核心思想，如“尊经尚儒”、“尊师重教”。笔者就以上三个方面，概括并总结了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
德国卡尔斯鲁厄调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尼科·斯蒂尔于 2004 年发表论文《现代社会对知识的社会控制和政治控制》，他认为传统的知识社会学主要关注的是知识的生产而非知识的消费，而现如今的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焦点则是“知识政治学”。该论文是在其专著《知识政治》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控制科学知识的原因和方式，进行的更深一步的分析。
2012 年戴维·斯沃茨出版了《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一书。该书对布尔迪厄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与梳理，并就布尔迪厄理论中“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这一核心主题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其中重点介绍了文化资本和符号权力的概念，为本论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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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对知识进行选择性控制的主要表现
文献分类工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周代，官府就设置了官吏来掌管典籍，并以职官作为文献分类的标志。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简策倒乱，为了重构文献秩序以适应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孔子对历史留传下来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他在广征文献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政治主张，对文献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对原书中“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①的内容进行了选择性处理，最后编整《诗》、《书》、《礼》、《乐》、《周易》、《春秋》为《六经》。为了方便教学和传诵，他还对《六经》中的文献进行了命题编目，并以此传授其弟子“六艺”学。孔子编整文献的做法，开创了私人文献整理的先河，而他修订的《六经》，已初步具备了文献分类的基本框架，为以后文献分类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了战国时期，学术流派众多，文献分类的思想因而又有所进步，各派学术大师都提出了文献分类的新方法，如孟子为区分诸之百家，将天下学术分为儒、墨、杨三派，荀子在其基础上，将天下学术分为七派，并强调分类是区分、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这些分类实践对后世分类法的创立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了方便治理国家，西汉统治者十分重视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公元前 202 年，刘邦攻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唯有萧何“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在这些前朝遗书的基础上，刘邦才知晓“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①。汉惠帝时，废除挟书律，广泛征集图书。汉武帝继承汉惠帝的做法，实施了多种强化官府藏书建设的措施，如制定藏书管理规则，增设专职管理人员等。汉成帝时，再次广泛征集图书，并开始关注官府文献目录的创建，于是令“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大医监李柱国校方技”②。这些专业人士在刘向的带领下，对当时的文献进行了著录、分类、删改和校勘，并给每部文献写上提要，最后将提要汇总，撰写成《别录》。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在汲取前人分类学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将所收的文献分门别类，终撰成一部综合性的文献分类目录《七略》，开创了古代文献目录六分法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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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向往大一统的中国，因此创办类书这种统揽天下、次序井然的体裁，其组织编纂的《皇览》最先创立二级类目的分类体系。据《三国志·魏志·杨俊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的记载，王象“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②。其中，“四十余部”的“部”，是《皇览》的一级类目。“部有数十篇”的“篇”，是《皇览》始创的二级类目。二级类目的创立，使类书中不同的知识体系井然有序，对后世类书的类目编排有巨大的借鉴意义。
北齐后主高纬下令官修的类书《修文殿御览》分五十五部，三百六十卷。尚书右仆射祖挺等上言致齐王：“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讨寻旧典，撰录斯书，谨罄庸短，登即编次。放天地之数，为五十五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奏之白虎阁，因名《白虎通》。窃缘斯义，仍曰《修文殿御览》。”①之所以有这样的安排，是由《易·系辞》中有关天地万物的论述而来的：“天一，地一；天二，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大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其用意是表明《修文殿御览》收录内容之广博。后世类书编撰也沿袭了这一体例，亦指该类书广纳万物、包罗万象。
《艺文类聚》是唐初官修的一部综合性大型类书，全书分四十六部、七百二十七子目，其编纂者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介入的基础上，以弘扬儒家思想为务，创建了“天、地、人、事、物”的分类体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宽容度同政治权力相结合，形成彼此依赖、彼此巩固的格局。统治阶级通过对儒家经典进行训诂和大力推广，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认同统治阶级精心设计的社会等级和秩序，从而使其思想、行为与统治秩序保持一致。因此，在刚刚结束动荡的唐初，高祖李渊积极推崇“天、地、人、事、物”的排列次序，以此来肯定自身尊贵且不可置疑的统治地位。这种类目结构开创了中国古代类书分类体系的新格局，对后世类书编纂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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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对知识进行选择性控制的机制分析 .................................. 46
3.1 重视/忽视/禁止：“允许—禁止”机制 .......................... 463.2 重要程度排序：排序机制 .............................................. 49
3.3 以吏为师：导流机制 ................................................. 54
3.4 人才选拔制度：“路径依赖”机制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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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对知识进行选择性控制的机制分析
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不仅是根据其内在逻辑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更是特定政治权力主动选择并建构的结果。这是因为知识在本质上是具有社会性的，知识与社会群体的权力分配、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高权力拥有者即统治者的地位、利益、价值取向乃至整个政治权力的格局都是影响、操纵知识的主要力量，都决定着知识的存亡与发展轨迹，而统治者对知识体系的建构，对文献内容的重视、忽视与禁止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实际上就是一个对文化（包括知识）的选择、评价过程，其中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