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倡导师生进行学术研究,刊刻名儒著述
摘要：书院所刻印的图书，在版本学上称为“书院本”。历代书院硕儒云集，“书院本”校勘精审，质量上乘，版本价值较高。随着清代两湖地区书院的兴起和繁荣，书院刻书业也逐渐兴盛起来。清代两湖地区书院刻书业的特点和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刊刻历代经史典籍、丛书、文集、名家读本，作为书院的教材和阅读参考书籍；二是刊刻大量的书院志、学规、章程、藏书目录等书院志书文献，为书院的教学管理及其基本建设服务；三是刊刻书院师生的读书札记、课艺等，反映书院师生的学术成就，为书院教学、科研服务；四是编修、刊刻地方志书文献，为地方文献的编纂、整理作出了贡献；五是刊刻硕儒巨著、名士文集、山长著述，为书院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服务。
关键词：清代；两湖地区书院；刻书特点；社会作用
历代书院刻印的图书，在版本学上称为“书院本”。其版本价值较高，历来倍受文士学者重视。清初硕儒顾炎武在其《日知录》卷一八中云：“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1］“书院本”之善亦有实例为证，比如宋代四大书院之一———湖南衡阳石鼓书院本《尚书全解》，刊刻于宋淳佑十年(1250)，书前有山长林耕所作的序，对该书版本的搜集考订、文字校勘，出版经费的筹集，全书书版字数等均有记载：“此书先拙斋初著之时，每日诵正经，自首至尾一遍，虽有他务不辍，贯穿诸家，旁搜远绍，会而粹之，该括详尽，不应于《洛诰》以后详略如出二手。今以诸本参校，真赝晓然，信而有证，可以传而无疑矣。”［２］该书在刊刻前，历经林耕及其乃父两代人的努力，遍搜访不同版本，费时二十余年。其“稽念新故”“参合旧闻”“订正真赝”的校勘工作由林耕及其次子林骏伯共同完成。一部《尚书全解》的刊刻出版，浸透三代人的心血，所谓文字千秋，此得其谓也。
一、清代两湖地区书院的兴盛及其刻书业
清代统治者汲取明代书院管理不当而造成社会动荡的教训，决定以官费资助一批书院。书院选址由偏远的深山密林之地改为各省省城及府、州、县城。湖北省首先在省城恢复江汉书院。继江汉书院后，省城武昌还设有多所书院，各府、州、县纷纷仿效，书院日益官学化。据统计，清代湖北省先后共设书院149所，其中修复、改建前代书院26所，新建书院123所。［３］有清一代，尤其是晚清时期湖北书院的刻书情况如下：江汉书院：明洪武二年(1369)，湖北提学葛寅亮所创建，初设于武昌文昌门内。清代对书院加强控制，经费由官府拨给，山长(院长)由各省督抚聘请，生徒由道员会同布政司考核。清顺治元年(1644)，湖北布政使黄志遴将书院迁至武昌忠孝门巡道岭，修建斋舍，添置图书。乾隆四年(1739)，湖广总督德沛、湖北巡抚崔纪捐资拓地，修建房舍，聘请名儒夏力恕为书院山长，咸丰初年被毁。同治元年(1862)，总督官文、邑人陈庆溥重修江汉书院。同治六年(1867)，总督李鸿章补修书院房舍，是时山长为雷以诚，课程设有“四书”“五经”和宋、明先儒著作。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广总督张之洞对书院进行改革，课程除经史外，增设天文、地理、算学、兵法等科目，各科目于经心书院分教兼任。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汉书院并入经心书院。书院刻书今见山长陈诗所撰的《湖北金石存佚考》(22卷)，嘉庆二十四年(1819)刊刻。此书刻印精美，传世稀少，世称善本。同治五年(1867)，山长雷以诚刊刻《雨香书屋诗钞》(2卷6册)。清光绪十七、十八年(1891、1892)，江汉书院刊刻了《江汉书院课艺》2集，收录生徒作文16题31篇，系八股文体，作为教学范文之用。另外，江汉书院还刻有《六是堂诗选》等书。
经心书院：清同治八年(1869)，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期间，商请总督李鸿章于武昌创建经心书院。总督李鸿章、巡抚郭柏荫拔公款增给膏火，学政张之洞出俸银添置图书。课程设置有经解、史论、诗歌、杂著等。光绪十七年(1891)，湖北学政赵尚辅捐廉资助，并将经心书院更名为经心精舍，规制仍旧。光绪二十三年(1897)，书院改革，增设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科目，两年后更改为天文、舆地、兵法、算学四门。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更名为勤成学堂。经心书院刻书较多。该院刊刻有教习谭献等人编纂的课艺《经心书院集》(4卷4册)、《经心书院续集》(12卷6册)。《经心书院集》收录该院学生优秀作文35题117篇，内容包括经解、论著、诗歌等。集中有的文章能结合湖北当地实际阐述问题。如《大别考》、《劝树槡议》、《科举论》、《义利辨》、《唯楚有材赋》等，所辑录的文章一扫八股腔调，富有文采，言之成理。清光绪十一年(1885)，该院刊刻清代黄世崇纂修的《兴山县志》(22卷)等地方志书文献。［４］此外，经心书院还刊刻有兴山吴翰章编纂的《双豀文钞》，王家凤辑录的《经心书院题名记》，以及课本《舆地学》(8册)、《舆地学教程》(5册)，等等。两湖书院：清光绪十六年(1890)，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两湖书院，建址于武昌都司湖，并火星堂经心书院旧址在内，院内建斋舍22座，有南北书库、楚先贤祠和风廊月榭等房舍。其办学经费取于湖北、湖南两省茶捐，后由汉口八大茶行商认捐。书院开设有经学、史学、理学、算学、经济学、舆地、兵法、格致、体操等学科。著名舆地学家杨守敬、数学家华衡芳、音韵学家沈勇植等曾在两湖书院任教。书院学生名额，湖北、湖南两省各100名，归两湖学政调录，商籍学生40名，由书院甄别收录。该院开办十余年，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如革命志士唐才常、辛亥革命领袖黄兴等，成效卓著，与广东省的广雅书院并称为“晚清全国两大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亦称两湖大学堂。一年后，又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该院曾自行编纂、刊印各种书籍，即所谓“两湖书院本”。在晚清湖北省城三大书院(另两所为江汉书院和经心书院)中，两湖书院刊印、出版书籍最多，影响最大。书院曾刊刻课本《左传口义》(3卷)、《周易要旨》(1卷)、《通鉴学问目》(1册)等经学旧籍，亦刊印《两湖书院经学课程》(2卷)、《天文略论》(1册)等教科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该院改为两湖文高等学堂后，刊印有《两湖文学课本》，张之洞所撰的《劝学篇》(2卷)，孙璧文所撰的《六艺通考》(100卷)，郭伯奇所撰的《春秋经传日月考》(1卷)，陈原耀所撰的《春秋世族谱》(1卷)，《周官官职表》(1册)，以及《孝经六艺大道录》、《江楚会奏变法摺》、《兵法史略》、《金正希年谱》(木活字本)等书籍。光绪三十年(1904)，书院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后，铅印有《泰西教育史》等教学讲义书籍。光绪三十三年（1907），两湖书院重刊该院地学教习杨守敬与东湖（今宜昌县）县饶敦秩合编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等等。目前可知见的由两湖书院刊印的书籍仍有十余种之多。两湖书院虽是后起之书院，但“新刊之书为多，乃我国倡兴之前锋。”［５］清代湖北省城除上述三大书院刻书较多外，武昌勺庭书院亦卓有声望。康熙年间(1662-1722)，武昌勺庭书院刻有《榕村藏书》等书。提学薄有德在其《勺庭书院记》中载武昌勺庭书院藏板状况云：“大学士安溪李公所著《榕树藏书》有裨后学，爰镌其版，以训大湖南北之士，争购无虚日。大湖以南，旧有岳麓书院教授生徒。余另镌《榕树藏书》，乃于城之东北，得废宅十余椽，以书价学金购之，为藏书所，以所刻书悉贮于是。”［６］从薄有德所载“得废宅十余椽……以所刻书悉贮于是”，可知，武昌勺庭书院刻书品种、数量不在少数，惜后来书院被毁，无详明资料考证。
省以下府、州、县书院，从顺治至咸丰年间(1344-1861)，湖北省有创建或修复、改建时间可考的书院就达109个。［７］其中，兴国州叠山书院刻书业较为有名。光绪十年(1884)，湖广总督涂宗瀛资助廉银五千两办叠山书院。该院山长主讲万斛泉教授生徒69年，颇有声望。兴国州叠山书院由他主持刊印了《春秋四传诂经》(15卷)、《尉山堂稿》(14卷)等经籍著述。此外，黄州河东书院刊有张之洞的《劝学篇》(2卷)，汉川甑山书院刊刻有顾如华的《六是堂诗选》(1册)及《清风易注》、《清风遗集》等；应城蒲阳书院刻有陈先藩《揖云轩诗钞》(5卷)等，传经书院刻有《潜江县志》等；钟灵书院刻有《利川县志》等，紫阳书院刻有《诗韵析》、《诗意折中》、《书经诠义》等，麟山书院刻有《蕲州志》等，富川书院刻有《兴国州志》等，郧山书院刻有《郧阳志》，等等。
有清一代，湖南省有恢复、修建或创建年代可考的书院达180余所，书院数量仅次于浙江、四川、广东、江西，各列全国第五。［８］清代湖南书院的刻书，同当时中国书院的刻书事业一样，达到了其鼎盛期。湖南书院的刻书业一般紧密配合书院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大量刊刻有关书院自身的教学和学术成果，以及自身的志书文献，等等。比如，岳麓书院多次刊印学生的课艺文集，以《岳麓书院课艺》、《课文》、《岳麓会课》等名目刊行(后文详述)。当时岳麓书院的刻本极为精善，书商均以高价收购，长江以南，远至福建、浙江等地的文人学者闻风争购，往来不绝。再如，湖南攸县东山书院刊刻有《东山书院课集》等。同时，清代湖南书院亦不断刊印自身志书，较有影响的有石鼓书院、箴言书院、东山书院、渌江书院等，尤以岳麓书院系统纂修、刊刻的志书最为有名，其刊刻的本院主要志书有：康熙二十六年(1687)本《岳麓书院志》，同治六年(1867)本《岳麓书院续志》，同治十二年(1873)本《岳麓书院续志补编》。道光年间，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主持刊印了《岳麓山长传》、《岳麓诗文钞》等书院志书文献书籍。
二、清代两湖地区刻书业的特点及其社会作用
清代两湖地区书院刻书种类繁多，难以统计出比较准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