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管理是“中国特色”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中对传统管理之道的合理汲取是一个重要因子。中国的传统管理之“道”有三种含义:德治之道、无为之道、信仰之道。对传统文化背景下管理之道的阐发与应用,不仅可以为管理者的自我人格修炼提供见仁见智的德性指引,而且它还可以为过于迷信刚性的“胡萝卜加大棒”的中国企业提供柔性的管理思路。
一
商品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在西方凯歌行进三百多年之后,才在中国姗姗来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先进生产方式的频频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日趋解体,但商品经济却始终没能充分发展起来,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始终没能走上西方近代那样的迅猛发展之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在16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形成的加尔文教等新教,直接培育、塑造出了欧洲资本主义精神,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财富的日益增长。而儒教等东方宗教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经济的传统伦理观,从而必然阻碍资本主义在东方的兴起和发展。1915年,韦伯又在《儒教和道教》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中国不发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必须在物质或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些非经济因素中去寻找,即应该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主干的儒家文化本身去求取答案。概括韦伯的说法就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家伦理由于迎合的是农业文明,因此它不仅与发展商品经济无缘,而且必然是阻碍和压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生和发展的罪恶渊薮。
但随后的历史发展,对韦伯关于儒家经济伦理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论点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诘难。韦伯理论提出后二三十年,推崇儒家思想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的经济飞速发展,这引起了对儒家文化的重新评价。日本和东亚的迅速崛起,又一次证明了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超时代性。比如,被誉为日本现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就提出著名的“论语加算盘”理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也有“靠一部《论语》起家”的说法,这都印证了儒家伦理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可见,事实已经否定了马克斯•韦伯的观点。
继中世纪末的马可•波罗时代之后,世界再次把惊异、渴求的目光投向追求仁智会通、德业双修、天道与人文统一之圆融和谐的东方文化。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已日益呈现出如下态势:人类正试图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与综合中,寻觅人类全面协调、持续稳定的发展路径。海外新儒学思潮方兴未艾,儒教大行其道,“道”流行于日常生活以及管理理念中,“中国禅”不仅日益成为一些西方人人格修炼的基本功课,而且还为西方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所认同,“以佛疗心”成为精神分析治疗的一大时尚。孙子兵法、中国功夫等也成为流行的话题。这些无一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世界意义的例证。我们显然不能因为一些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化的期待而盲目乐观,更不能断定西方世界等待着东方文化的拯救。正如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一些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贬低而自卑或愤懑一样。在这个西方走向东方、东方走向西方的互动时代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并没有过时,其生命力将在不同文明对话中得到证明、展示和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综观欧、美、亚、非等大学的企业管理研究所,授课内容与使用的教科书都几乎毫无例外地源自美国。目前国内各大学经济管理类的教育内容,也几乎千篇一律地以美式体系为蓝本。造成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目前仍然是管理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其影响力不可忽视,而目前任教于国内各大学管理学院的教师以留美博士居多也是其重要原因。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本文探讨中国式的管理之道,以期为我们的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一个中国特色的智慧路径。
二
何为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管理之道?我们通常说,儒、道、佛三教合一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因此我们分别从儒、道、佛三家进行阐释。“道”在儒家那里的基本含义是道德。孔子在《论语》里有一段经典名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就是说管理有两种思路:一是法治的思路,它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这是一种制度化的管理办法,管理者颁布行政命令,然后再用刑罚去保证它的实施。这种管理的效果是使“民免而无耻”,即老百姓不敢做坏事。但是,孔子认为这种管理的绩效有限,因为老百姓虽然不敢做坏事但是却没有羞耻心。可见,这个管理之“道”的境界还比较低。孔子主张第二种管理之“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主张把外在的道变成内在的德性。这种管理境界所达到的效果是“有耻且格”,就是说它能够使老百姓因为有羞耻心而行为不出格。这是德治的管理思路,它不是靠处罚来管理,而是用一种培植德性的柔性管理来实现管理目标。
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孔孟的德治教化之道尤为如此。所谓“文以化之”,即以一种春风化雨式的方式让人产生变化。20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惊讶于日本经济的腾飞。有学者研究发现,日本工人跟美国工人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日本工人往往是工作狂,工作非常有积极性,忠诚度极高。研究的统计数据表明,日本工人的忠诚度远远高于美国工人,他们很自觉自愿地工作,中层管理者不跳槽,工人不罢工。美国人经过思考后发现,这一奇迹的创造不是靠制度约束,不是靠金钱刺激,而是儒家文化熏陶的结果。日本企业的管理层非常推崇儒家经典,经常以“四书五经”作为员工的培训教材。这里体现的治理之道显然不是泰勒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而是孔孟的德治教化之道。事实上,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管理之道就遵循着这样一种德治的思路,比如唐朝初期,唐太宗的治国理念就是“德主刑辅”,由此缔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盛唐帝国。历史学家对“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有不同的观点,但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德治的治国方略是一个重要的原由。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毛泽东也是因德治而卓有成就的伟人。
有一位日本教授曾专门研究毛泽东的经营管理之道。他认为,一生酷爱读古代线装书的毛泽东,其治国之道凭借的正是儒家所倡导的德治。而蒋介石受美国顾问的影响采用的是靠制度约束、悬赏刺激的办法,也就是泰勒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思路。也就是说,蒋介石的管理之道是西方式的、法治式的管理约束,因此非常看重中统、军统之类的特务组织的作用;毛泽东的治理思路则是中国式的,他主张德性的觉悟,所以他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非常强调共产党人的道德觉悟提升。的确,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的德治思想贯彻在企业领域里,主要体现为铁人精神、孟泰精神、青年突击队精神等,它不是奖金刺激出来的,也不是制度教化出来的,而是一种德性的自觉。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德性与觉悟,新中国的工业才能在一片废墟中奇迹般地发展起来。可见,儒家的德治之“道”决非只是一种理论设想,它有着非常成功的实践印证。对于“道”,道家将其诠释为“自然”,表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心境。道家创始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以庄子的话说就是,太阳出来了,人就不要举着蜡烛去跟太阳比光,因为你比不过它。这就是自然,就是不刻意。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是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情怀。但是道家认为,能够登上山顶一览众山小,固然很好,但是如果没能登上山顶,同样也有收获。登山过程中欣赏到的蓝天白云、鸟语花香都是收获,这就是自然。如果刻意地一定要登上山顶,哪怕没有兴致了,哪怕心脏不好了、血压升高了,也一定要去追求“一览众山小”的既定目标,那结局会是很可怕的。所以,庄子说“不刻意而高”。(《庄子•刻意》)因此,道家认为人必须学会放弃,必须懂得“无为”,这是人生一种无为而治的智慧和境界。以道家的这一智慧和境界来看,今天我们的管理行为中,有很多刻意的东西其实都是违背传统管理智慧的。因此,为了某种虚荣心或名利心,刻意地去上一项不自然的政绩工程或一个不必要的项目,结果往往得不偿失。当今的中国企业整体上发展不错,尤其在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让世界瞩目。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界习惯于讨论如何做大做强的问题。企业的做大做强,如果是自然的,那值得称道;如果是刻意的,并不自然,那还不如不大,因为小的也可以是好的,毕竟“市场通吃”是难以实现的。以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点来看,在天、地、人当中,人只是自然界一个渺小的存在。过分急功近利、过分强调做大做强的浮躁心态,过分追求GDP的统计指标、为了面子而做的所谓形象工程等,其实都是缺乏智慧的表现。以佛家的视阈来看,中国式管理之道的“道”还有第三层含义,它是一种信仰。我们通常说“一位高僧是得道高人,或者一个修行者道行很深”,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2005年的一份全国性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67%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把自己的工作境遇评价为“郁闷”,这是为什么?星云法师在对一些经营者讲法的时候曾经说过:管理者如果拥有一种信仰的话,那么工作就是一种很快乐的过程,如果管理工作只是你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么你会觉得非常辛苦。他举例说,建筑师在工作时往往是快乐的,因为他憧憬自己的设计理想和设计信念会因为工作而变成现实;而工匠的劳作注定是辛苦的,因为他只是为养家糊口而工作,每天的希望就是快些下班回家。[1](p.45)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信仰的重要性。如果借用佛家的话语来表述,那就是“波罗蜜多”(即到达理想彼岸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