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公共行政管理论文，笔者通过环境治理政策的梳理和现实问题的对照，发现农村环境治理存在一种应然和实然的逻辑线索，也即应然层面的治理表现和实然层面治理结果，由此构成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和行为双向逻辑。政策层面，农村环境治理遵循政策生成和政策下沉逻辑，并以此指导农村环境治理实践；行为层面，农村环境治理的行为响应达不到政策预期，并存在差异化的实践，包括治理主体、服务执行、监督网络和乡民习性等问题，四个层面的问题共同产生作用，最终使农村环境治理严重偏离政策预期，从而形成了农村环境低效甚至无效治理的负面状态。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对农村环境的关注程度达到了“空前高涨”的地步，要求改善农村环境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一时间，农村环境治理的相关问题处在了社会发展的“风口浪尖”。
一、选题背景
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是响应“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举措，更是践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刻体现。一方面，为了应对农村环境恶化的局面，国家对农村的资金投入逐年增加。其中，2019年，以财政部会和生态环境部为主管部门，农村环境整治资金预算高达 418351万元。在此基础上，各级政府为响应号召，自上而下对乡村扩大财政投入，催生出了新一轮的农村环境集中整治工程，用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推动农村绿色向好发展。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对农村环境治理工作的统筹，国家相继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其中，2016 年出台了《十三五生态保护规划》，明确指出了要加快中和治理，改善农村环境；2017 年，十九大报告将“生态宜居”引入乡村振兴战略，并以此作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目标；2018 年，国家出台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出要动员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强化各项举措，促进农村环境治理向良性方向发展；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再次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
面对国家对农村环境治理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农村的关注程度一时间被推向了全新的高度。与此同时，按照资金规划走向和政策的预期目标，农村环境必然应该呈现一种新的治理风貌，并出现较大程度的改善。但现实则呈现另外一种景象：一是垃圾围村现象仍旧存在。也即投放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严重影响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二是厕所工程的使用率低到冰点。由于受固有的生活习惯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厕所工程难以推进；三是污水工程出现断层。只有少部门村民连接了污水管网，且管网流向村内低洼地（河道、坑、塘）；四是燃气工程被迫叫停，未经使用的管道堆积在村口，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坏。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农村环境并未出现较大改观，其治理成效呈现“堪忧”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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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农村环境问题逐渐趋于恶化，使得农村环境治理的议题不断升温，关注度显著提高。其中，为破解农村环境继续恶化的局面，学界运用多种理论工具，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多个维度，对农村环境治理的性质、起源和运行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探讨，关于农村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也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
一、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关于农村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后，并以 2000 年为分界点，具体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李桂林、洪大用、姜百臣、李周、王如松和余红为主要代表人物。首先，姜百臣，李周（1994）借鉴城市环境治理方式，寄希望通过城市的一系列治理手段和方式解决农村现有的环境问题5；随后，李桂林（1999）和洪大用（1999）在深入剖析农村现有环境问题的基础上，从导致农村环境问题的原因出发，指出农村环境问题的源头在城市，农村更多的是在承接污染的转移，也即城市发展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实现的6；此后，王如松（2000）和余红（2000）也对中国农村环境治理进行了早期的问题分析和一般对策研究，一定程度影响了我国早期农村环境治理研究的走势7。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研究进入第二阶段，期间相关研究也逐渐开始跳出原本的分析框架，开始从多个维度和视角对农村环境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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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应然与实然：农村环境治理的一个逻辑线索
第一节 政策导向：农村环境治理的应然表现
社会发展过程中，为应对其间出现的诸多问题，国家倾向于利用一定政策手段，也即有针对的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确保既有“麻烦”的解决，同时维护社会的稳定。在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政策一般通过指明行动方向和引导主体行为保证治理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34，其也在理想化层面构成了农村环境治理的一种应然表现。
一、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变迁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农村一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致使国家对于农村态度也在不断转变。其中，关于农村的环境问题，基于环境政策发展的不同历程，可以清晰的看到国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
（一）从无到有，问题得到初步关注
早期阶段，我国发展的重心在于促进城市发展，农村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冷落”，环境治理更是无从谈起35。延伸到政策领域，1979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农村环境做出了说明。一是农村要合理适用化肥农药，减少农作物和土壤污染；二是农村要合理利用污水灌溉农作物，减少水资源浪费。单从政策的导向作用看，一方面，该条政策鼓励农村环境治理要积极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综合防治和生物防治，其主张使得农村的农药化肥使用量得到下降，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村环境问题的改善36；但另一方面，该条政策提出合理利用污水灌溉，防止土壤和作物的污染，也即是污水灌溉已经导致了农村土壤和农作物污染，但是当时政策依旧支持利用污水灌溉。在这种“支持性”涉农政策的支持下，使得当时农村环境问题开始呈现恶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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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行为响应：农村环境治理的实然结果
行为响应是指在特定的情境中，依变化做出的一系列行为反应，根据反应程度、反应方式等不同，其主导下的事件结果也会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也即构成事件的不同或实然结果。
一、农村环境问题：积聚且复杂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模式普遍存在，导致农村一度被搁置在“角落”，发展较为落后。近年来，随着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强调均衡发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农村发展一度被提上日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发展面貌，但另一方面，困扰农村发展的问题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消失，反而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延续下来，致使新旧环境问题交叠，抗逆性不断加剧。因此，即使经过了近 30 年的农村环境治理，大部分村庄依然面临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共同恶化的双重困境，并极大的影响着农村村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
其中，在化肥施用层面，中国长期以不足世界 10%的耕地资源消耗着世界上近 35%的化肥。以 2017 年为例，其使用化肥的总量高达 5859.4 万吨，超过了美国和印度年化肥使用量的总和。除此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化肥施用量呈逐年提升态势。农药施用层面，由于无法准确统计具体的使用量数据，因此需要一定程度上参考年农药生产量来估算使用量。其中，根据不完整统计，20 世纪 70 年代的年农药生产量约为 40-50 万吨，至 2017 年，我国的农药产量达到294.1 万吨，同比增长了 5.88 倍，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农药带动农业发展的局面48。家禽家畜养殖层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肉、蛋生产国，我国禽畜养殖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大量的禽畜粪便得不到及时有效处理，气味难闻，污染农村空气；还有为了保证禽畜“按时”出栏或产出而过度使用的一系列药物，对农村环境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农村垃圾处理层面，据不完整统计，由于缺乏污水排放管网，我国每年约有 90 多亿吨生活废水或直接排向户外空旷地带或直接流向低洼的河流坑塘，极大的加剧了水资源污染；近 3 亿吨生活垃圾常年通过焚烧、随意丢弃和掩埋等手段进行处理，致使垃圾围村形势愈演愈烈，农村成为事实上的“垃圾场”49。因此，经过多年的粗放式发展，农村形成了以农业污染（农药、化肥和农膜等）、工业污染、禽畜养殖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等多重污染并存的紧张局面，在此基础上，不同污染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并极大的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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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个案研究：豫东 W 乡环境治理实践分析.................28
第一节 案例介绍...........................28
一、基本情况..............................28
二、选址依据........................29
第四章 治理成效：农村环境治理的有效性分析........................40
第一节 逻辑回应：农村环境治理的现实样态.............................40
一、治理主体“不能”落实........................40
二、治理权责“不能”统一.............41
第五章 农村环境治理有效性的提升路径......................51
第一节 管治维度：提升“依政”调合能力..................51
一、转变和规范政府职能.....................51
二、建立和完善制度法规...............................52
第五章 农村环境治理有效性的提升路径
第一节 管治维度：提升“依政”调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