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疗活动中主要的参与者，医生在日常医疗实践中是与患者打交道最多也是最频繁的，对医疗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改变也是感受最强烈的。改革开放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大都认为医生是一个收入高、工作稳定的职业，加之近年来新闻媒体对医疗界医药黑幕的揭露，对医疗行业利益链的曝光，就很容易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医疗行业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医生是一个获利相当高的职业。再者对医疗领域利益链耳闻目睹的直观感受，和对医疗场中潜规则的现实体验，也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将医方的医疗行为与利益相挂钩，进而产生误解、防范和不信任。
那么就医患双方的个体，也即医患互动的行动者来说，他们又是如何看待理解现实中的医患关系的呢？作为当事者、参与者、旁观者的他们对日常医疗实践中医患互动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他们又是如何对其所遇之事进行解释的？他们在医疗实践中又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不同的行动者从他们各自的参与中又分别获得了什么样的回报？医疗实践中存在的实践机制又对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基于此，以下将从医患双方的访谈资料中详察。
而实际上，医务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所面临的情况要远比患方理解的复杂，其本身就处在漩涡中，冷暖自知。实际上，医务人员的待遇、薪资水平与人们的预想有很大差距，也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拿回扣，很多医务工作者都陷于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境地，上有指标压身，下有患方的误解怀疑和防范，不完成指标，不完成业绩任务，不创收就得下岗喝西北风，现实对于这些医务工作者来说很残酷。因此在具体医疗实践中，许多基层医务工作者也因此满腹委屈，无端的背负着“白眼狼”的骂名。这也使得医患双方陷入一种困境之中，医患之间的芥蒂加深，信任度下降，医患关系也渐趋紧张。以下就让我们听一听医方的陈诉，闻一闻患方的感受，体会一下两种体制并存下的实际对医患双方所带来的影响。
（一）医方的两难
在中国，医院医生基本上都具有体制内的制度身份，一般情况下体制内的职业都是以稳定、高福利、高工资著称的。但是在医院，五年本科毕业，三年硕士，甚至三年博士毕业以后，尽管你可能得到稳定的收入，但是这个收入非常低，体制内的身份在半市场化的医院，必须在一系列能够维持医院运营的指标下开展医疗活动，同时他们还必须面对市场化条件下的患者，医疗费用的支付使患者与医生形成了明显的消费关系（学界并不普遍承认）。消费关系必然涉及消费者的权利，消费购买的医疗服务是否是等价交换，如果消费者支付了医疗费，却出现了病没有治好、患者死亡等情况，那么具有消费关系性质的患者必然要追求消费权利，医疗纠纷就会不可避免。但医疗服务又不同于一般商品，患者都必须服从自然规律，疾病的治疗也往往因人而异，现代医学也认为能够根治的疾病几乎不存在，因此半市场化的医疗服务，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必然深陷于纠纷和维权之中，医生也必然如走钢丝。
一方面医务工作者在实际医疗实践中所处的行医环境已经异于从前，医生的现实处境是：工资待遇低，实际付出的多而回报少，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病人不满意；治疗费低、药价高的现实使得许多医生的价值得不到体现，执业所得甚至难以养家糊口；再者，悬在医生头上的利剑——举证倒置又给医生的执业环境增添了一份危机感；而对于年轻的医护人员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同样山大，“身体累心更累”是他们的共同感受，“受气、难伺候、委屈、月光”是他们的现实写照。
医务工作者的从业环境在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要承受着来自患方、社会等方面的巨大压力；还要承受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压力。而媒体对医疗内幕、医疗纠纷的曝光报道，将医务工作者“妖魔化”，对社会大众造成了一边倒的舆论导向，一谈起医患纠纷就会先入为主的认为错在医方，受害者肯定是患方。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基层医务工作者都有满肚子的委屈。一方面工资待遇低，但还要承受灰色收入的指责，一方面自身价值得不到体现，但还要遭受“白衣魔鬼”的诟病。
另一方面，调查中我们发现医务工作者本身并不想扮演侵蚀患者利益的食利者角色，践行这种传统的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疗理念是每一位医务工作者所希望的，但现实是医院市场化运营要求医疗行为必须获利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而经济利益的取得毫无疑问地指向了患方。因此医务工作者本身就陷于一种困境中，坚持传统理念，岗位有可能保不住，随波逐流有违内心伦理守则，造成了诸多不适感。而我们接触的许多医生为了给危急的患者治病，争取了治疗时间，但最后或者是患者支付不起，或者是患者消失、逃匿，只得由自己来支付医疗费。
在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患方的处境也并不比医方好，甚至尤甚于医方。伴随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化，半市场化的医院运营模式在医疗机构内形成了“以药养医、以械养医”的利益链条，产生了一套医疗场中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既作用于利益链条之上以医方为主的获利主体，又作用于以患方为主的失利主体。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收红包、拿回扣，但一些医生既通过药品提成和回扣实现利益补偿，也从患方获得额外的“群众补贴”—红包，这也是存在于医患互动中的一个事实。
现今的医院作为传统体制的延续也同样高悬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标语，医院有党组织的领导，有各种劳动模范的评选，也有公开透明的张榜于墙的国家限价的医疗收费标准。也正是由于这种体制内的身份，形成了患者对医院的信任，对医疗技术的信任，但是由于医疗的半市场化，患者的这种信任也在不断地受到挑战。
1.大药方的担心
医生的药品回扣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因此每个人都担心自己成为大药方受害者，成为回扣的承担者，但是你又不可能不去医院。
2.潜规则的无奈
医生几十年不变的体制内收入，往往造成医生的行为具有明显的体制性特征，在限定收费项目的基础上，潜规则成了另一种行为准则，医患关系的不信任更增加了潜规则的活动空间。
患方在医患不信任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潜规则的运用，拉近医患距离，获得更好的服务；或者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获得超常规的优惠服务。以下案例中的主人公对此深有感触。
医药体系市场化以后，医院所具有的公益性质在患者身上映射出的只是一种预期，患者在医疗实践中的体会也一边倒的倾向唯利是图。市场性的运营机制使得回扣与红包已经成为医院利益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药品及医疗器械供应与消费环节，唯有末端的消费者——患者是直接的利益受损者。在医疗场内，只遵守明规则很有可能吃暗亏，而遵循潜规则所产生的效果远远好于循规蹈矩的结果，因此患方已然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拿钱办事心安理得省事省时。也就是说将“收人钱财，********”看做公认的准则，并作为行动的依据。如果医生收了红包，那么患方就会放心不少，也省去了许多苦恼和等待。若家属能请到医生吃饭那就更放心了，他们可以面对面向医生询问亲人的病情，以及治疗方案。但反过来如果医生不收，患方就会忐忑不安，从而产生紧张情绪，就会对病人的病情产生怀疑，认为是不是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另一方面也会担心医生会不负责任。
（三）症结所在
医患双方原本在医疗实践中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疾病，二者是同一个战壕里的同志加战友的关系，但是在时下的中国，双方却为何如此猜忌与不信任？
那就是医患双方芥蒂加深，所面临的困境是受医疗体制改革进程中所生发的非正式机制的影响。医患双方在医疗实践中都感到处境困难，实际上是两种体制并存的现实以及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造成的。
潜规则的盛行反映了患者的一种普遍心态，这种心态的出现与医疗资源紧缺，遵守潜规则能够优先利用资源相关；与对医生超常规优质服务的期待有关；也与对医生的不信任有关；更与患者的治疗费用的压力有关。在医疗支出主要为个人支付的情况下，尽可能获得优质的服务，并降低支出就成为最佳的平衡点，而这种平衡并不能通过正式渠道去实现，而只能通过潜规则来获得。
医疗本应是面向全体国民的一项公益事业，只有从国家层面对医疗资源进行统筹分配，才能保证医疗的公平性和普惠性，但这就要求政府要背负起沉重的财政负担以维持医疗保障，也正因包袱过于沉重，影响了改革发展的步伐，才有了医疗行业被不完全的推向市场，出现了半市场化的现实结果。而其所造成的后果是医疗机构本身的定位模糊，在公益性与市场性之间摇摆，一整套的双重制度设置和规范，致使医务人员在伦理道德与生存利益需求所形成的漩涡中挣扎，使得患方在福利性保障消失后对公益性医疗所抱有的希冀落空，对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等价交换原则怀有的期待成为空想，代之而来的是医疗现实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医疗理念出现落差，医疗实践与市场机制下的文化理念相错位。最终可能会造成医患双方在就医实践中的不适、产生摩擦甚至发生激烈的冲突。
而建立在“以药养医”、“以械养医”基础上的医患关系，也必会造成患者的不满和医生的不适。一方面药品提成和回扣已经成为我国医生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医务工作者们的劳动价值在诊疗过程中得不到体现，并被严重低估，其收益主要靠多卖药、多检查以及多消耗，而不是靠自身技术吃饭，这就与本应遵循的“合理诊断、合理治疗”原则相违背。另一方面，我国的全民医保体系还不够完善，居民的医疗自费水平还较高，而医生的不合理诊疗，无疑直接侵蚀了患者的经济利益，这样的结果定会造成医患双方在经济上的严重对立，这也是导致医患冲突的一个主因。
从中观层面就医患关系的实践机制作了阐述，详述了医患双方在医疗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两种体制并存造成了医患的不适。伴随医疗体制改革，在医疗领域中形成了市场化机制运营下的利益链，以及医疗场中明规则、潜规则共同作用的运作机制。并就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