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高特第纳(M•Gottdiener)和亨切森(R•Hutchison)在《新城市社会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al Spatialpers Peetive)。这种方法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城市学、地理学、建筑学和规划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和讨论。2000年，该书出版了第2版。其中，作者更强调了环境是有意义的空间，空间的象征意义在城市研究中应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同等看待等观点，并对社会空间视角的应用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
什么是社会空间视角
社会空间视角，简言之，就是从社会空间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社会学中，我们对社会空间的理解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定义(见下图):其一为英美社会学界的所谓基层社会(suhstrate soclety)，以涂尔干的社会分化为代表，包括社会地位、宗教和宗族的变化，全无地域含义;其二为法国社会学界有关邻里和人与人交往的研究，以劳韦(C.D.Lauve)为代表。而在高特第纳和亨切森这里，社会空间概念强调的是空间的社会意义、社会因素与空间因素的相互作用。这与人文地理学对社会空间的定义非常相似，人文地理学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为背景，以人们的交往联系和社会组织结构为纽带的不同尺度的城市空间。这一表述既强调物质形态空间的具体表现，又强调非物质空间的内在机制和结构要素(王彦辉，2002)。社会空间视角就是“把构成社会行为的因素诸如阶级、种族、性别、年龄、社会地位与空间环境的象征性整合在一起，这样空间就成为人类行为的构成因素之一。它的基本假设是:空间的(或环境的)和位置上的考虑是日常社会关系的一部分。(Gottdiener &Hutchison，2000:15一16)。”
作为一种方法，社会空间视角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最初，在城市研究中，学者们只把空间当作人类社会活动的容器，特别是二战后，在城市空间理论中，以《雅典宪章》、柯布西耶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城市规划思想成为主流，它只重视城市的功能性而忽略了空间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上世纪50年代后人们认识到“功能主义”导致的城市空间的有机连续性和城市肌理的丧失，纷纷转向研究城市空间的“关系”，注重城市空间对人的意义，创造容纳社会生活的场所和交往的空间(戴冬晖，2002)。在空间表现层次上，空间观念开始出现了和社会因素相结合的研究趋势。所以从整个空间观的发展过程上看，社会空间视角的提出是人们在城市发展实践中认识提高的结果。
从方法的角度上考察，社会空间视角的提出也不是凭空臆想。许多理论家在其理论中都提到过相关的研究内容，最早可以追述到齐美尔。齐美尔在论城市现代性的《都市与精神生活》一文中就曾讨论过都市高密度的刺激和高频率的互动造成都市特有的不良的心理和精神态度，也就是说，都市空间对都市人格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Simmel，1997)。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Uthan Ecology)也是比较典型的代表，它的方法是生态过程加空间向度再加文化分析:生态过程(biotic)是城市扩张分化的动力机制;空间向度(sPatial dimension)是这个过程的表现，如同心圆模式，居住区出现的隔离问题等;文化分析(eultural analysss)是研究过程中的文化因素考虑。例如空间隔离形成的不同社区面貌和生活形态，以及不同的道德面貌等(park&Burgess，1925)。社会空间视角吸收了很多城市生态学的观点和见解，但又不同于城市生态学，它并不认为解释城市社会要遵循生物学原理，也不认为城市社会的发展可以简化为仅仅是工业技术发展的影响(Gottdiener & Hutehison，2000)。它是研究城市社会学的一种方法，可以表述为:(1)空间与社会因素:这里指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社会因素决定了人们与空间的关系，而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在特定空间中发生的，社会因素在城市生活中无不通过空间向度展开并发挥作用。(2)空间与行为因素:它强调社会行为与空间的互动:空间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和互动，但这种方式是最初的空间设计者所未能考虑到的;个人通过人际互动改变了现有的空间安排，并建构了新的空间来表达他们的欲求。(3)空间与文化、心理因素:特定的社会文化是空间意义的基础与渊源所在，空间环境之所以有意义、具有怎样的意义以及该意义的作用如何在人的行为环境中得以体现，均受到特定文化及由此形成的脉络情境的影响。这种决定作用还体现在对人的认知方式与途径的影响上，分为三个层次:1、“高层次”意义，指有关文化图式、世界观、哲学体系和信仰等方面;2、“中层次”意义，即表达身份、地位、财富、权力等;3、“低层次”意义，指识别有意布置的场面之用途的记忆线索和因之而产生的社会情境、期望行为等。空间塑造人格行为，人的行为也根据他们对空间的观点而被组织;人们对环境的认知、感受和经验构成了自己的“心理地图”(mental maP)，它决定了人们对不同的空间赋予不同的意义。(Gottdiener&Hutehison，2000)
社会空间视角的理论支持
任何一种方法，没有理论的支持就会显得单薄，应用起来也会觉得无据可寻。同样地，社会空间视角，也有其相应的理论支持。社会空间视角把人与空间的相互作用作为研究的着眼点，即人的社会活动的广延性和伸展性，这让我们想到了另外一个概念:场所。吉登斯引人场所(locale)概念来概括行动与结构的关系，表明了社会学更系统地处理地点与空间问题的自觉努力:社会不是一个空间的，也没有任何的空间的社会学。吉登斯对场所的定义是限定性的:一个物理区域包含一系列的互动，拥有帮助以这种或另外一种方式集中互动的边界;进而，场所的范围从一所房子里面的一间屋子拓展到街道拐角，到工广的购物区，到以地区政权划分的城市和市镇，但是它们仍然是非常典型的以区域为中心(吉登斯，1998).人们在特定空间中发生遭遇，这固然重要，但还不是核心问题，如果要从人们的活动的环境中发掘社会意义，须从吉登斯的场所概念(locale)推进到地域性概念(Locality)，前者涉及活动发生的空间，后者则加人了本土性的制度和观念。
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也在他的空间理论中指出，所有的社会活动不仅关乎个体间的互动，也关乎空间。社会活动发生在空间，也通过创造对象而创造一个空间，例如造访一个城市时，会体验到由该地产生的对空间的特殊态度。(Lefebvre，1991)
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告诉我们，随着现代城市规模的发展，人们的知觉已经赶不上外界变化的速度，因此可识别的城市，有助于人们增加内在体验的深度和强度。他提出了可意象性概念和建立城市可意象性需要的三个条件，即识别(Identity，物体的外形特征和特点)、结构(Structure，物体所处的空间关系和视觉条件)和意义(Meaning，观察者在适用于功能上的重要性)。他主要研究了前两个部分。他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了今天众所周知的城市意象五要素:路径、区域、边缘、节点和地标(林奇，2000)。林奇的城市意象强调了空间环境对人的教化作用:训练我们的眼睛，塑造我们的认知系统并组织我们的经验。
社会空间视角的应用
社会空间视角是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它不仅把空间因素和社会因素视为同等重要，还把空间因素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因素引人了城市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这对于中国的城市研究具有极强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具体说来，社会空间视角的应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从宏观层面上，可以研究空间位置与宏观社会过程及重要资源的关系，即社会因素如何决定人们在城市中的空间位置，后者又是如何影响人们对社会资源的获取和社会地位的获得。举个例子，这里可以考察居住隔离问题。居住隔离是近现代西方城市的一大特点。富人聚居地环境优美、设施精良;而低收入家庭居住的贫民窟，往往住宅数量不足、卫生条件不好、结构不安全，长久以来与犯罪问题纠集在一起，互为因果。在西方，种族因素是个主要的影响因素，而在我国传统社会，家庭背景、社会地位的影响作用突出。拥有好的社会资源(背景、地位)的人居住在条件好的地方;反之不具有较多社会资源的人则居住在相对差的地方。现代社会，城市产业结构的演替较为完整、彻底，行业职工的收人所得变化显著，住宅的商品化、产业化都导致了在居住空间上出现了住宅的经济分层。家庭背景、社会地位、经济等因素决定了人们的空间位置，而且，居住在富人区的人更容易获得其它重要资源，如享受清新的空气，便利的交通等等，且住宅本身就是社会地位的标识。
从中观层面上，可以研究空间与互动的关系，即空间如何影响人的互动、影响人际关系、信息的获得和传播、团体的构成及其他社会联系的建立。以社区为例，从发展过程上看，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传统合院式、街巷式、里弄式、单位大院(家属大院)以及一些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中村。从联系方式上看，原有的血缘纽带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业缘，地缘关系。从社会网络的角度上说，过去，人们居住在大院、弄堂里，邻里间的人际互动和交往频繁而密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过程中开始进行旧区更新和新区建设，在被拆除的传统居住空间中，不仅有具有研究价值和特色的建筑，而且还承载着发达的社会网络。原有居民的搬迁，使得社会网络被彻底破坏，再加上新的规划忽视了对原有空间纹脉的呼应和传承，使得传统居住空间所具有的优良品质消失殆尽。最先的新村、小区，一般都缺少公共的空间场所，许多老人本来就远离了自己生活了多年的居住环境和交往伙伴，而新环境又没有他们交往、休憩的场所，尤其是住在高层里的老人受身体条件的限制，只能蜗居屋内，给他们带来了生理、心理严重的不良影响。而有些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