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旅游管理论文，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德尔菲法及层次分析法构建世界自然遗产地居民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展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通过五轮专家意见咨询，构建涵盖环境知识、环境技能、环境意识、环境伦理、环境行为、环境情感 6 项评价维度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居民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其权重排序为：环境行为（0.2394）＞环境意识（0.2069）＞环境情感（0.2058）＞环境技能（0.1504）＞环境知识（0.1186）＞环境伦理（0.0789）。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教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普遍共识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气候变暖、生态事件频发、人地冲突加剧等问题日益尖锐，生态环境问题受到人类广泛关注与重视。20 世纪 70 年代，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下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环境教育国际会议上多次提出教育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倡导各国携手推进环境教育。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而开展的环境教育成为解决环境危机的全球共识，现已受到世界各国的大力推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协调的严峻挑战，加强全民环境教育不容迟缓。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号召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实现“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鼓励全人民成为生态文明的实践者和美丽中国的建设者[1]。环境教育作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而开展的综合性教育活动，已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2）世界自然遗产具有普遍价值和不可再生性，承载着自然保护与环境教育的重要责任
世界自然遗产是人类罕见、不可再生的自然财富，承载着自然保护、游憩娱乐、科普研究、环境教育等重要功能。截至 2019 年 7 月 6 日，中国世界遗产已达 55 项，在数量上居世界第一[2]。中国世界自然遗产以得天独厚的普遍价值优势迅速发展时，由于人们对环境保护认识不足，出现“重遗产申请、轻遗产保护”的状况，导致脆弱的自然遗产资源受到严重威胁，极大限制了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环境教育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方式，2013 年对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展遗产监测时，因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向公众科普教育不足而向其发出“黄牌警告”。保护、宣教是世界遗产全球战略“5Cs”的重要内容，在此指引下，环境教育已成为遗产地发展与遗产保护的有力契合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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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在于构建世界自然遗产地居民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对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居民环境教育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当地居民环境教育现状与问题、评价居民环境教育效果、探索居民环境教育效果的人口社会学影响因素，提出世界自然遗产地居民环境教育效果提升建议，以期为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居民环境教育提供借鉴，促进我国世界自然遗产地可持续发展。
本文以居民为研究对象，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构建和发展世界自然遗产地居民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扩大既有研究范畴，促进环境教育理论完善；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居民环境教育效果及人口社会学影响因素，深化环境教育研究成果，具有学术研究价值。
本文构建世界自然遗产地居民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实证研究，提出世界自然遗产地居民环境教育效果提升建议。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说，可落实国家方针政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从政府组织角度来说，为构建完善的遗产旅游地居民环境教育体系提供参考；对世界自然遗产地而言，可保护遗产资源完整性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管理成本，增强遗产地旅游吸引力，促进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对居民而言，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经济收入与综合素质，具有实践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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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基础概念
2.1.1 世界自然遗产
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规定，世界遗产是指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且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的人类罕见、目前无法替代、不可再生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 、文化景观遗产四类[12]。
世界自然遗产是指根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要求，符合以下一项或几项标准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遗产：反映地球演进史中重要时期的突出例证；反映生物生态进化史及水生、海洋、海岸、陆地、动物、植物等生态系统发展的突出例证；稀有、绝妙及独特的自然现象、地貌或世界罕见生态美的地带；尚存濒临灭绝或珍稀动物和植物物种的栖息地[13]。
2.1.2 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萌芽于 20 世纪 70 年代，是全球环境恶化和人类生态意识觉醒后开始关注、反思环境与发展间的关系而力求解决环境问题的产物，由托马斯·普瑞查德最早提出并被广泛认可与推行。国际上对环境教育的经典定义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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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外关于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研究
2.2.1 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对象
国外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游客教育，是游客教育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产物。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尼泊尔等国家开始推行生态旅游环境教育，面向生态旅游区利益相关者开展环境教育项目、实施环境教育活动[21]。Marion 等提出面向旅游者开展环境教育可丰富其环境知识、改变其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从而提高环境质量[22]。199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面向全球年轻人发起“年轻人参与世界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世界遗产教育项目[23]。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学者发现居民是生态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保护的关键力量，便尝试以居民为对象开展环境教育研究。Colchester 表示发挥居民参与遗产管理与保护的权利是环境保护的“新范式”[24]。Allendorf 等提出环境教育影响居民对保护地的认知及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态度[25]。
国外学者结合具体案例对居民环境教育开展研究，提出环境教育可推动居民参与环境管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并使居民从中获益[24][26]。国内生态旅游环境教育起步较晚，研究对象主要为旅游者，但学者普遍认为居民是环境教育的重要对象。张宏等对水乡古镇旅游者开展低碳环境教育研究，得出低碳环境教育正向影响旅游者低碳旅游认知、行为及参与意愿[27]。夏凌云等面向湿地公园旅游者开展以环境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教育，旅游者对湿地态度发生改变并产生积极环境行为[28]。李先跃从游览前、游览中、游览后三个阶段开展旅游者环境教育研究[29]。李文明等提出在旅游规划过程中居民环境教育易被边缘化，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对旅游者实施环境教育的同时要加强居民环境教育[30]。郭紫薇等表示对社区居民开展环境教育实践能促进居民与自然和谐相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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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世界自然遗产地居民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方案.................16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16
3.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16
4 研究设计........................... 30
4.1 研究区域概况....................................30
4.1.1 行政区域与人口..............................30
4.1.2 遗产价值.............................31
5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居民环境教育效果实证研究.................. 38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38
5.2 信度与效度分析....................39
5 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居民环境教育效果实证研究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完成预调研及量表检验后，展开正式调研。调研组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12 月 8日前往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面向武陵源区所辖的中湖、协合 2 个乡，军地坪、锣鼓塔、天子山、索溪峪 4 个街道的常住居民（居住 3 个月以上）分发问卷。为确保调研数据的代表性、客观性，填写问卷的常住居民以乡政府、街道办事处提供的居民名册为依据，通过系统抽样方法确定[91]。此次发放问卷 450 份，收回 432 份，417 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达 92.6%。
通过表 5-1 可知：
从性别结构来看，女性为 226 人，占比 54.2%，男性为 191 人，占比 45.8%，样本中男女比例均衡，女性占比略高于男性，这与男性居民外出务工存在一定关系；
从年龄结构来看，各年龄阶段居民分布较均衡，其中 26-35 岁的居民最多（20.4%），36 岁以上居民占比 49.8%，这与武陵源区 2018 年末统计公布的人口年龄分布比相符；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被调查者的学历整体偏低，主要以初中、高中学历为主，占65%，这与武陵源区地理位置偏远，教育相对落后，而高学历居民大多外出发展有关；
从职业构成来看，主要以旅游服务业为主，占比为 31.7%，学生、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占比分别为 20.1%、14.6%，由于当地为保护环境限制农业、工业发展，故农民、工人占比较低；
从月均收入来看，多数集中于 2001—4000 元，占比为 42.7%，说明当地旅游业发展极大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较高；从居住时间来看，不同居住时间的居民分布较为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