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现代文学”与“公园”间交互作用的“共生”关系，是本文探讨的一个关键点所在。简而论之，不仅公园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引发了作家的关注与书写，并为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叙事场景的选择；文学对于公园功用的阐发以及对于“公园蓝图”想象性的建构，同样对公园在理念、认知层面的生成及广泛传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一章 文明的装置——公园的兴起与公园理想的倡导
第一节 中国近代城市公园的兴起与发展
“公园”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已有之，《魏书 任城王传》载有“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1的记叙。但这里的“公园”实指的是“官家的园囿”，是由皇家和统治阶层所占有和使用的一片区域，即另一种意义上的“私家园林”。《汉语大词典》对现代公园的释义为：“供群众游乐、休息以及进行文娱体育活动的公共园林。”2显然，这两个“公园”的内涵间有着云泥之别。中国古典园林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商周时期的帝王园囿中就初见其雏形。在其后的发展脉络中，不仅修筑工艺日渐精湛，且审美旨趣愈发雅致。但从建筑性质上看，这些园林几乎都为皇家宫苑和官员富绅的私家庭院，本质上是服务于少数上流阶层，并彰显其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一种标志性空间，而普通的平民百姓则鲜少能涉足其间。当然，当时的市民阶层也有其一定的休闲活动空间，如郊野、湖畔、山川胜迹等。但这些空间大多依托自然形成，缺乏人为的设计和规划，一般分布于城郊或城外，不仅出行不便，且分布也不甚均匀，前往的机会自然也十分有限。因此总体来说，中国古代可供市民阶层日常休憩的公共空间是比较短缺的。
现代语义中的“公园”则是近现代西方城市文明的产物，其直接源头可追溯至 17、18世纪欧洲所开放的皇家宫苑以及贵族私家庭院，如英国的海德（Hyde）公园、圣詹姆斯（StJames’）公园，德国的提尔（Tiergarten）公园、普拉特（Prater）公园等。这些园林虽然一定程度上允许平民进入参观游览，但不仅附有条件限制，且并没有把供市民使用作为主要目的。其开放本质上是对开明君主时代“恩典”的一种强调，真正目的在于“显示贵族阶层的威严”3，因此与现代意义上的“公园”间仍存在区分。19 世纪以来，工业、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西方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城市人口的快速膨胀，由此造成了绿地短缺、环境卫生恶化、传染病爆发等系列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在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想的传播和影响下，改革家们一方面坚信大自然对人身心的疗救和陶冶，另一方面希望借由公共设施实现对于民众的启迪和教化。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城市兴修公园的构想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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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园概念的译介与公园理想的倡导
日本学者白幡洋三郎在《近代都市公园史》一书中曾指出：“公园并不仅仅是一个装置，它是都市的一种应有的姿态，是实现都市理想的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思想的体现。”1作为建筑实体，公园最早由西人引入中国，其后在政府的主导下于国内逐步推广；而作为一种新型的概念和理想，报刊杂志中大量刊载的有关“公园”译介、宣传和倡导的文章，则对公园在理念和认知层面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上文中提及，“公园”一词在我国虽古已有之，但其含义与现今差距较大。对于现代语义中“公园”一词的来源问题，学界目前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公园”是由其日文译名“公園”转译而来；另一派则认为“公园”是由英文的“Public Park”直接译介、缩写而成。持第一派观点的学者以史明正为代表，他指出：“在日本明治时期，古汉字‘公园’被日本人用来借译近代欧洲术语‘公园’。然后，大约在 19 世纪末，公园这一术语又采用日本人的解释并遵循西方公园体制被重新引进近代中国。”2持另一派观点的学者以李德英为代表，她认为：国人对于“公园”一词概念及其内涵的认知并不源于日本。19 世纪 60 年代，西人在上海租界内建立实体公园后，Public Park 的概念业已传入中国，只是当时对其译名并不固定：上海外滩公园最初被称为“公家花园”，其后报纸上亦有以“公花园”、“工部花园”、“大花园”指称“公园”的说法。直到 20 世纪初，“公家花园”才被简称为“公园”。3这一转换最早的例证见于《申报》1905 年 3 月的一篇新闻：
“公园拓地：外大桥堍公家花园，自去冬田工部局禀准上海道袁观察将园外涨滩一方，填筑石驳，放充园基，于十月间动工，刻已将次工竣矣。”4就“公园”一词最早见诸中国的时间问题，由于史明正并没有给出其在 19 世纪末即由日本引入中国的具体例证；因此，学界目前一般沿用闵杰的说法，认为这一词汇最早见于《浙江潮》1903 年第 2 期：“东京有最著名之二大公园（中国称之为公家花园），一在浅草，一在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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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代性的公共空间——日常生活中的公园图景
第一节 休闲娱乐的场所
中国近代公园的兴起，不仅拓展了城市的公共活动空间，更为市民阶层提供了现代性且多样化的休闲娱乐选择。在此之前，传统城市中可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地域和活动十分有限。城市中心区域的园林景观大多为私家和皇家所有，一般市民阶层基本无从涉足。城市的郊野虽然也有一些风景胜迹，如北京的陶然亭、什刹海，但其地理位置比较偏远，也不适宜频繁的休闲游览。因此，一般市民日常除了在街巷游逛外，仅有茶社、酒肆等场所可供消遣。然而这些场所不仅空间逼仄，人员杂乱且风气不佳，对于市民身心的健全和发展都无甚益处。时人对此亦有感慨：
“没有一处敢寻那正大光明的娱乐,实在没有一处不寻那有损无益的娱乐。现在星期休息,中国已然通行,但是通都大邑,没有个正当的游玩地处,因而闹得多数男子,都趋于吃喝嫖赌的道儿上去。”
相较之下，新建的公园不仅空间广阔，且园内广种绿植，间造假山、荷塘、亭台之景，并建有中西餐馆、球场、音乐厅、照相馆、展览室等专业化的配套设施，为市民阶层带来了更为丰富多样的娱乐选择。
旧时民间最为主要的公众性娱乐活动,当属定期举办的香会和庙会。而这一类活动虽然场面盛大，深受民众喜爱，但对于政府管理者而言，其中所表现出的狂欢性、非理性和反规范性的一面，无疑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2且庙会、香会在本质上带有一定宗教祭祀色彩，与民国时期主流所倡导“高尚的”、“科学的”娱乐诉求间也存在一定的出入。从这一层面来说，公园的出现也为市民“正当性”、“现代性”的休闲娱乐提供了良好的场所。例如：民国时期，国内各主要公园除了在园内广植花木外，还会定期举办赏花、赛花大会，集中展出一批奇花异卉供游客赏玩，其中尤以秋季的赏菊大会最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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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恋爱的试验场
茅盾在《秋的公园》一文中这样表述公园与都市恋爱之关系：
“上海的秋的公园有它特殊的意义；它是都市式高速度恋爱的旧战场！……常试欲找出上海的公园在恋爱课堂以外的意义或价值来。不幸是屡次失败。”
在同时期的报刊杂志中，公园亦被称为“恋爱介绍所”2。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公园经常被作为促使青年男女产生情感交集的重要场所：茅盾的《幻灭》中，抱素在法国公园内与慧女士共进晚餐并向其求爱；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中，樊家树与沈凤喜在先农坛（即城南公园）初识，而后又在公园内定情；鲁迅的《伤逝》中，涓生与子君最为幸福的恋爱时光，就包括“到过几回公园”3去。对于这一时期“以公园写婚恋”的创作模式，时人曾有“公园求婚，今小说之陈例也”4的总结。因此，本章节希望讨论的问题是：新兴的公园空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与特质，使其得以成为都市恋爱的主要阵地？现代文学创作又是怎样呈现公园之中的恋爱图景呢？
首先还是来看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上一节中提到，文中男主人公樊家树与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三位女性的恋爱与交际过程经常在北京中央公园、城南公园、北海公园等诸个公园中展开。据笔者统计，全文与公园有关的情节共出现 16 次，涉及恋爱纠葛的不下 11 次。其中关秀姑与樊家树间虽然没有发展出实质性的恋爱关系，但文中秀姑在梦中与樊家树同游公园的场景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试看：
“他（樊家树）是个维新的人儿，他一定会带着我一路上公园去逛的。那个时候，我也只好将就点儿了。可是遇见了熟人，我还是睬人不睬人呢？人家问起来，我又怎样的对答呢？……秀姑想着想着，也不知怎样，自己便恍恍惚惚的果然在公园里，家树伸过一只手来挽了自己的胳膊，一步一步的走。公园里人一对一对走着，也有对自己望了来的，但是心里很得意，不料我关秀姑也有今日。正在得意，忽然有人喝道：你这不知廉耻的丫头，怎么跟了人上公园来？ 一看是自己父亲。急得无地自容，却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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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园不“公”——公园“病态”的展现..........................40
第一节 民族的矛盾 ...........................40
第二节 阶层的分隔 ...................47
第四章 理想与现实的偏离——“公园”书写的转向及“公园”现象之反思.........53
第一节 从赞美到批判——作家态度的转向 ..........................53
第二节 装置的内化与异化——“公园”书写方式的转变 ..............58
第三节 理想与现实的偏离——“公园”现象之反思 ..................66
结语.........................70
第四章 理想与现实的偏离——“公园”书写的转向及“公园”现象之反思
第一节 从赞美到批判——作家态度的转向
当我们从时间的维度，纵览现代文学中与公园相关的创作时会发现，许多作家对于公园这一新兴城市空间有着持久的关注和长期的书写。而在深入研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