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毕飞宇城市题材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始终立足于生活本身，对中国经验做出一种真诚表达。毕飞宇说“文学总是在逼近了生活质地、逼近了生活秘密、逼近了生活理想的时候绽放出开怀的笑声。”①的确，生活虽然离我们很近，但是由于疏于觉察，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总是容易产生偏差。而毕飞宇察觉到了生活中的种种真相，他的文字经验绝不是来源于干枯的书本知识和西方文化的浸润，而是在颠沛流离的生存经验中对生活秘密与质地的灵敏感知。
第一章 “流亡者的血脉”：徘徊在城乡之间
第一节 作家身份认同下的记忆溯源
每个作家的小说创作都能看作是其本身生命意识的演变过程。梳理毕飞宇的经验世界，无论是儿时成长的兴化乡村还是日后生活的南京城，都成为他寻找自己写作方向时的生活容器。记忆可以在作家内心打下深刻的烙印，成为作家创作的原动力。因为有了记忆，才有诉说和叙述的愿望。作为 60 年代出生的作家，家族记忆、童年经历以及青年时期的漂泊，使敏感的毕飞宇在面对影响了他们整个人生启蒙乃至青春理想的历史记忆时，总能在潜意识的召唤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叙事探入到人生的记忆中。
一、断裂漂泊的家族记忆
60 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大都经历了十年动乱的特殊历史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给他们的记忆烙上了特定的深刻共印。但毕飞宇的异质性还在于他特殊的家庭身世和家族记忆。
有关父亲的来历对于毕飞宇来说至今仍是一个黑洞。毕飞宇的父亲原是一个孤儿，父亲的养父姓陆，养父给父亲起的名字是陆承渊。父亲的养父 1949 年在运动中被枪毙，后来他的父亲才改姓了毕，取名为“毕明”，意味着“逼上梁山奔向光明”。“丧父”这件事从来就不会因为生父的离去而终结，相反，会因为生父的离去而开始。因此，毕飞宇曾不止一次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的姓氏、自己的家族历史也是一个黑洞。在追溯家族的起源时，毕飞宇总是有一种突兀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长辈和亲人，没有家族历史，没有自己的故乡，甚至没有祖坟。每年的清明时节，当地的农民操着本地方言与坟墓说话，这是毕飞宇从未有过的经历。当毕飞宇三十岁后跟随妻子回老家上坟探亲时，才算是他第一次为亲人上坟：“我人生里有一个很大的缺憾，我没有上坟的经验。”①甚至在自己的孩子出生之时，他还在犹豫孩子到底是姓“毕”还是姓“陆”。当他瞒着父亲侦探家族历史，最终仍旧是一无所获。遗憾与疼痛相互交织，于是在作家早期的作品中，更多地涉及到“家族”、“血缘”等话题。《睁大眼睛睡觉》中的主人公，不愿承认与父辈之间的血缘关系，始终逃避着卖咸鱼的父亲，从不提及父亲的身份；《大热天》中的绿背心看似无忧无虑，实际上却因为得不到生父的消息整日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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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时代背景下的理想探寻
文学是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反映。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使文学的文化视野不断开阔，消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在城市与乡村的裂变中显现，这种时代背景带给毕飞宇丰富的书写空间。作为社会变革中的城市的一份子，毕飞宇 1979 年回城后一直在城市生活，与一些从乡村走出来带有浓厚乡土情结的作家不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快速变化给毕飞宇带来的冲击似乎更加直观，作家身份的理解力和感受力也更加明显。
一、社会转型期与经济新规则
“新世纪之交的 90 年代，是 20 世纪的尾声，是以“革命世纪的终结为前提展开的新的戏剧，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②当 90 年代的社会转型期使城市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社会转型为作家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新的创作空间——都市文学兴起，文学的公共空间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作为城市书写者的毕飞宇的小说创作注入了新鲜活力。
当城市中新的中产阶级新市民出现，资本对文学的创作、出版及消费领域的渗透不断增强，新兴媒体以受众庞大、传播速度快等特征直接刺激了文学的市场效应，文学逐渐被社会与经济问题边缘化，不再承担启蒙和教化的功能，而是开始满足新兴市民阶层的娱乐性、趣味性、消遣性的文化诉求，它带有某种“粗鄙化”的精神形态，“滋生出平庸的生活趣味和文化取向，在某种意义上拒绝了人的精神和价值关怀，构建了一种新的身份的自我认同和文学的一种新的想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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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回到海拔零度”：城市生存意义的探寻
第一节 对国民性批判的继承
毕飞宇的城市题材小说，充分继承了鲁迅先生在文艺创作中改造国民性的诉求。作家的知识分子身份使其在发掘人类社会经验和内心生活的时候，格外关注在现代性的隐忧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稳固心理特征和人们普遍具有的社会心理与道德观念的变化。鲁迅小说中所体现的国民性批判，是一种冷漠、麻木、无知的、具有奴隶性的国民的劣根性，而在毕飞宇这里，作家更贴近普通人物的心灵，展现国民生存中的种种细节，文学的创作空间被扩大，作品更具有一种日常化的人性关怀。
一、对日常生活症候的存在追问
日常生活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作为对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反映，早已出现在鲁迅的文学书写范畴中。在鲁迅的众多小说诸如《在酒楼上》、《故乡》、《伤逝》、《端午节》等，都是从人物的日常生活形态中展开与现代性的对话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传统中国文学中，“日常生活”始终是与宏大叙事相对立的诗性存在。因时代背景的不同，文学对“日常生活”的呈现也被刻上政治、历史的烙印。“日常生活” 理应是文学创作所反映的内容，但即使是八十年代在形式上突破了典型化的写作模式的先锋小说，在个人的、物质的、琐碎的日常生活书写中仍被抽象化了。而到了九十年代，理想主义、英雄时代的文学远去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宏大叙事压倒“日常生活”的现象已经被转换，毕飞宇充分继承了鲁迅对日常生活的复杂立场与辩证态度，都市情感、市民趣味、普通人的日常状态成为他城市小说的主要表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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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存在意义上的个体关怀“
在漫长的中国当代文学里头，‘我’一直是缺失的，我们只有‘我们’，没有‘我’。在现代主义小说进入中国之后，‘我’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关键词，在此之前，‘我’是一个令人羞耻的东西，浑身沾满了不洁、自私的气味。”①当日常世俗生活逐渐成为作家竞相书写的重点，个体的生命价值也逐渐凸显出来。毕飞宇在打量城市的时候，坚持“介入生活”的创作立场，他关注人的忠诚，人的罪恶，人的宽恕，对存在意义上的个体关注使毕飞宇在打量城市时，没有深恶痛绝的指责和优越感，也不仅仅表达虚伪的同情和怜悯，他始终怀着一种悲悯与宽容的情怀，关住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呼吁个体尊严的价值，在作品中展现作家的普世情怀和脉脉温情。
一、“切身叙事”：自我引导的知识话语形态
有学者曾经在描摹 90 年代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时，从“刺激—反应”这种理论中受到启发，认为文学在市场化面前，尽管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文学并非就这样无所作为，“市场化的环境，对于强化作家的主体性、催生作家的独立性，和给作家提供更加广阔的生存和写作的空间，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在广泛意义上，文学是作家的一种自我表达。在郁达夫的小说里，主人公的很多经历来源于作家本人的人生阅历。而对于新写实小说来说，主张的“零度叙事”就是要将作家的创作立场严格抽离遮盖。而纵观毕飞宇的小说，不可否认，毕飞宇的小说带有创作主体的情感介入，但其小说中的自述性又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在毕飞宇的城市题材小说中，大部分的中短篇小说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知识分子群像也成为毕飞宇城市题材小说中着力塑造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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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失重的灵魂”：城市人物群像...........................32
第一节 被物化的知识分子群像...........................32
一、物欲迷失的无根者..............................33
二、道德堕落的恶俗者.........................34
第四章 “开阔的精微”：城市书写特色..........................47
第一节 自我写作策略的积极探索.............................47
一、“孤岛”意象的有意呈现...........................47
二、叙事的“第二”人称视角.........................49
第四章 “开阔的精微”：城市书写特色
第一节 自我写作策略的积极探索
作家作为创作主体，需要对自身的创作行为进行完整而独特的把握。讲究创作技巧是作家实现创作目标应具备的品格。90 年代初，毕飞宇从先锋小说起步，继承了先锋派的探索精神和怀疑立场，在小说中加入个人思考，巧妙避开了先锋派的极端化倾向，展现出创作特质。然而当先锋的大潮退去，毕飞宇开始焦虑和质疑。尽管他早期表达对历史的怀疑和戏谑的先锋作品譬如《祖宗》、《架纸飞机飞行》、《是谁在深夜说话》等，故事发生地也都在虚拟或想象的小城镇，但是笔墨着重切入城市题材的创作是在 1995 年前后，这也可以说是毕飞宇小说创作的一次重要转型。通过这次自我转型，他开始更多地关怀当下的城市生活，同时更加注重写作策略的探索和运用。
一、“孤岛”意象的有意呈现
“孤岛”作为毕飞宇在创作时有意塑造的文学意象，在他形而上的历史叙事或是日常化叙事中都有着重呈现，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完整的艺术形态。
“孤岛”意象第一次在毕飞宇的作品中出现，是其处女作《孤岛》：“大江在这里被劈成两半。长江拦腰斩断之后，在孤岛的两翼白缎一般因风飘散。……扬子岛漂浮在江心，仿佛固体的江浪堆积而成的古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