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 1912 年至 1926 年寓居北京期间，不仅频繁前往公园休闲、饮茶、会友，1且在观念上认同并倡导兴建公园。《鲁迅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公园”是在 1912 年 6 月 14 日：“午后与梅君光羲、吴[胡]君玉搢赴天坛及先农坛，审其地可作公园不。”2此为鲁迅等人受教育部所托前往天坛及先农坛考察将其改建为公园的可行性。而鲁迅作品中第一次提到“公园”则见于 1913 年《儗播布美术意见书》3一文，上文业已提及。在本篇中鲁迅提出了保护名胜古迹、新建公园以及在公园内演奏音乐等相关建议。从时间上看，鲁迅对于公园的关注及其观念在国内都是较为超前的。其所考察的先农坛及天坛分别于 1915 年和 1918 年正式开放为公园；而北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园——中央公园，开放于 1914 年，鲁迅在《儗播》一文中提出的设想略早于中央公园的修建，且在观念上与中央公园“依坛造景”的设计理念不谋而合。4而从对于公园意义的认识上来看，鲁迅认为：修建公园的目的，不仅在于可以给市民提供观瞻游步、休闲娱乐的场所，更能够发挥：展现民族精魂，提高国民道德素养，培养审美趣味、陶冶情操的社会功效。这与当时其他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公园的殷切期盼也是比较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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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现代文学”与“公园”间交互作用的“共生”关系，是本文探讨的一个关键点所在。简而论之，不仅公园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引发了作家的关注与书写，并为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叙事场景的选择；文学对于公园功用的阐发以及对于“公园蓝图”想象性的建构，同样对公园在理念、认知层面的生成及广泛传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而正是基于二者间这一“共生”关系，现代文学中的“公园”书写方呈现出“理想建构”与“现实书写”两重基本的维度和走向。一方面，中国近代公园的兴起是知识分子有力倡导与政府的广泛兴建共同作用的成果。在政府大力兴建实体公园的同时，知识分子也参与了对于理想公园范式的建构。这一构想以西方诸国的公园典范为其蓝图，以实现文明、现代的社会图景为其目的，将公园视作“文明的装置”，以期达到启迪、教化国民，改良社会的功效。另一方面，现实中新兴的公园空间既直接影响了文人作家的文学与社会活动，其面貌也在文学创作中有所呈现。公园不仅成为诗歌、散文直接吟咏、描写的对象，成为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叙事场景；其本身内涵的丰富与复杂性，也在文学文本中得到进一步的展示和剖析。
那么，理想与现实中的公园图景究竟形成了怎样的关系？这是本文所探讨的第二个关键性问题。在大量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最终以“偏离”一词概括二者间的关系。实体的公园既营构了现代性的休闲娱乐空间，为市民提供了正当的、多样化的娱乐选择；又拓展了现代女性的交际空间和活动范围，为青年男女的自由婚恋提供了合适的场域。这是公园所富有积极意义，并与其理想所契合的一面。但同时，现实中的公园又曾以民族和阶层作为其准入的门槛，民众不守公德的现象也在其间时有发生，这就与高举“公共性”和启蒙教化功用的“公园理念”间产生了较大的反差。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