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虽然刘震云在新世纪的小说中以黑色幽默道出了生活的冷硬与苦涩，却并不像国外黑色幽默小说所体现的那般彻底虚无。我们需要辩证看待的是，由于偏重对事理的“绕”和“拧巴”进行阐释，刘震云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就稍显扁平，容易有为了某个单纯的理念或素质而刻意为之之嫌，因此他的黑色幽默可能会成为一种平面化的陷阱。此外，小说与影视联姻之后的热度对于作家刘震云来说是福祸相依的，他的黑色幽默最后也可能会沦为哗众取宠的道具。当然，新世纪小说中展示的黑色幽默文体风格使刘震云在中国当代文坛别具风采，这种源于生活的文学创作与哲理思考，依然值得我们继续对其后续作品拭目以待。
第一章 新世纪刘震云小说黑色幽默的整体特征
第一节 形式策略的繁复缠绕
刘震云的小说自八十年代的平实冷峻与九十年代的艰深晦涩之后，新世纪以来又形成了繁复缠绕之势。小说叙事在桩桩件件中抽丝剥茧，在弯弯绕绕间厘清事由，叙述的繁复与结构的缠绕使“绕”成为刘震云的小说在新世纪阶段具有的典型标志。刘震云通过多种策略将各种事件有机地“绕”在一起，由此导致了重复、交织和悖反等叙述效应，也形成了对焦虑、疯傻与荒诞等各种生存状态的隐喻，从而在化悲为喜中“绕”出黑色幽默的效果。
一、嵌套叙述：交错重复与囚困焦虑
与新世纪之前“故乡”系列中宏大的戏拟、广场的构建等偏于开放的形式不同，刘震云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采用一种新的叙述模式。小说的叙述由于类似情节的循环往复而使整个文本给人一种迫近和逼仄之感，《我叫刘跃进》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这部小说而言，它的故事结构并不复杂，但叙述方式却很别致。小说存在两条主要的叙事序列，一是刘跃进找他自己丢失的包，二是其他人一起找包的故事。由于一些不可控因素，刘跃进必须先找到其他人的包，才能找到自己丢失的包，所以他一直穿梭在自己找包和他人找包这两条线索之间。原本是一个底层民工由于寻找自己被抢的包而被迫卷入小偷界、政商界的故事，在多个找包事件发生之后，结构上的张力造就了是非难辨、亦真亦幻的叙述效果，刘震云也凭借“丢包”和“找包”的回环相扣完成了新的形式构建。这种叙述策略可以称之为“嵌套叙述”。
关于“嵌套叙述”，学者赵毅衡曾有如下阐释：“一部作品可以有一到几个叙述层次，如果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叙述层次中确定一个层次为主层次，那么，向这个主叙述层次提供叙述框架的——人格的，可以称为超叙述层次，由主叙述提供叙述者的就是次叙述层次。”①在这样层层叙述空间之下，读者容易产生回环往复的阅读体验。若以刘跃进丢包与找包这件事为主叙述层次，那么小说文本叙述者刘震云提供的整个叙述框架是超叙述层次，其中包括小偷惯犯杨志、房地产商严格、政界主任、私家侦探等与主线如出一辙的丢包与找包的内层，是以刘跃进为叙述视点，则成了次叙述层次。刘跃进为找到其全部身家财产的包而不得不在外层与内层之间不断来回穿梭，结果不仅使自己的找包进程一再延宕，还与多个社会团伙乃至政商界的公共事件交错在一起，小说由此构成了一个“丢”与“找”的结构迷宫。随着更多“丢”与“找”事件被卷入迷宫中，原本只属于刘跃进的个人悲剧演变成了一场公共闹剧，小说人物走投无路的绝望困境与大难临头的自我调侃并行不悖；而这内外交杂的走不出的嵌套迷宫，也隐喻着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看似自由实为囚徒般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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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题内蕴的深层拧巴
在形式策略之“绕”的影响下，小说内容所承载的主题内蕴则更为深刻复杂。隐藏在三重策略背后的相关主题在刘震云新世纪以前的小说中虽有迹可循，但是在他的新世纪小说中，嵌套叙述埋下了权力圈套、视角交织形成了景观消费、时空流变延伸了欲望追寻，无不透露出一种“拧巴”认识：人物对生活的荒诞本性心知肚明，却又依然坦然为之。他们对权力的另类反抗，对景观的乐此不疲，对欲望的尴尬表达——这些行为本身的知行分裂就是一种荒诞，而在知晓荒诞的前提下又用异常之举去应对现实的严肃，形成另一种荒诞。从叙事到主题，刘震云在深挖人类生存的荒诞景象之余，也在两种荒诞造成的“拧巴”错位中挤榨出相对于叙事层面而言更让人绝望的黑色幽默。
一、“玩呢”心态：对权力的反抗悖论
“权力”向来是刘震云小说的一个重点主题，《官场》、《新闻》、《故乡天下黄花》等新世纪之前的小说都曾透露着对权力的嘲讽争夺或是戏谑解构。以“权力”为母题的书写指向在“文学豫军”中也很常见，二月河、李佩甫、阎连科、刘庆邦等一大批河南作家都在小说创作中对于“权力”有着相当的关注。刘震云在新世纪的小说中重点展现了对待权力的另类心理模式——“玩呢”①心态。发现生活逻辑和政治程序不按常理出牌之后，《我叫刘跃进》中伪装成私家侦探的警长老邢、《我不是潘金莲》中的落马县长史为民，就出其不意地用“玩呢”心态去对付严肃。他们都周旋于官民之间，对权力机制的腐败及无所作为等种种荒诞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同时也都处于程度不一的反抗之中。老邢入职数年功绩不差却仍在基层，当认识到业绩与升迁并不成正比的潜在关系之后，他陷入了愤世嫉俗与言行不一的反抗之中。史为民因李雪莲上访之事处理不当而遭撤职，成为平民后又因主动上访而实现心愿。同样以“玩呢”心态对付权力，老邢是一边抵抗送钱送礼这一官场升迁的潜规则，一边为自己的仕途“另辟蹊径”；而史为民则是假装上访问责，实际利用权力不作为之弊病来达成个人目的，因为曾经处于官场漩涡的他知晓某些权力名义为民实则为己。这样一来，老邢以荒诞的行动对付荒诞的认知，而史为民上访的“严肃”行为也沦为了一种玩世不恭的“不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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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世纪刘震云小说黑色幽默的形成动因
第一节 幽默传统的承袭与外来经验的内化
刘震云出生于河南，王楼乡老庄村是他人生的起点。故乡在刘震云的创作中除了自然地理与人文风情的印记，还包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①由于童年与少年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加上自幼与双亲疏离，故乡记忆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并不温情。虽然刘震云对现实人生大多秉持一种平静、淡漠的态度，但是以姥娘为代表的河南农民对身心苦难的幽默消解仍使他的内心为之一颤。刘震云常常谈及的河南人特别勤奋、特别能吃亏、特别幽默等乡野生活经验，更准确地说是姥娘对他的教导。刘震云的姥娘在纺棉花时昼夜劳作、割麦子时不敢弯腰、对外国人的诙谐风趣等，都在其小说创作过程中烙下了印记。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延津、新乡、洛阳、塔铺等地名都是鲜明的地域符号，而诙谐的对话、频现的方言、倔强的人格秉性等更是刘震云借创作之笔触展现故乡的幽默神韵。
而关于“幽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将该词的英文 humor 翻译为汉语的是林语堂先生，他曾在《论幽默》一篇中说到，“幽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各种风调之中，幽默最富于情感，但是幽默与其他风调同使人一笑，这笑的性质及幽默之技术是值得讨论的”②。回溯我国的文学传统，从先秦《诗经》到明清小说，都可见幽默手法的运用，但是幽默文学虽源远流长却并非正统。自五四以来，鲁迅的《阿 Q 正传》和《孔乙己》等作品为中国现代小说中幽默的发展提供了范本。后至二三十年代期间，以老舍的《赵子曰》、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作品为代表，小说中俏皮生趣与犀利深刻的幽默开始批判现实人生；三四十年代之后，钱钟书的《围城》中的幽默闪烁着理性的哲思。后来的抗战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等受到特定时代因素的影响，幽默之声沉寂哑然。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国外黑色幽默小说开始被译介到中国，许多作家在对黑色幽默小说表现出高度评价之余，都开始投身于这股黑色幽默的写作大潮，由此促进了黑色幽默之风在当代小说中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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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作家标签的反思与创作主线的更新
随着幽默传统和外来经验的双向渗入，继承和内化之路上的刘震云在九十年代以后产生广泛影响，并成功跻身当时被评论界命名的包括方方、池莉、刘恒等人在内的“新写实主义”阵营，及以苏童、余华、叶兆言等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队伍。然而，随着刘震云小说中大量的反讽与自嘲，以及荒诞、悖谬、逼仄等新鲜元素的不断注入，便有评论家指出“刘震云小说中的一本正经的荒唐事让人想笑但又笑不出来，接近黑色幽默的效果”①。这意味着其小说容易被纳入现代派，也表明刘震云的小说已经区别于同时期其他“新写实”、“新历史”等作品。在“新写实主义”作家群中，同样是小市民的生活写照，池莉笔下的烦恼人生中尚有远方初升的太阳，方方塑造的人物纵使万箭穿心也不忘爱与温情，但刘震云却在洞悉人的社会性之后留下一地鸡毛让人不知所措；在“新历史主义”作家群中，刘震云依托现实回归自然的叙事也迥异于苏童、叶兆言等依托仿古意境的叙事技法。即使被认为是最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的王朔，也坦言刘震云才是当代作家中对其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②王朔与刘震云都将现实和荒诞融入小说，在玩笑、调侃、怪诞所产生的诙谐话语中不失庄严主题。然而，刘震云的小说随着故事情节推进而自然散发的幽默之中“藏着一种苦涩的味道，要咀嚼大半天才会使人发出辛酸的一笑”③，这又是王朔小说以通篇造句艺术散发的伶俐幽默不具备的。笔者认为，在“新写实”与“新历史”的阵营中，刘震云的小说冷峻平实有之，诙谐逗趣有之，亦不乏历史书写的新视角，但他的“格格不入”正是在于借着黑色幽默的笔触打开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创作之路。基于对世界较为彻底的无情观，并将这种通透犀利的视角投射于小说创作，让读者在咀嚼苦涩之后有着无奈辛酸的一笑，便是刘震云的小说初步内化黑色幽默之后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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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世纪刘震云小说黑色幽默的价值意义................ 25
第一节 审美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