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诗必盛唐”是明代具有强势传播力的诗学观念，其消极影响是法唐而赝，自狭诗道。当时虽有接纳宋诗的呼唤，但难以形成趋势。明末清初，钱谦益以唐宋兼宗为新的诗学选择，具体途辙是以崇尚杜诗为由唐向宋的起点，在诗坛大力导入宋代诗风，融铸异质，求变创新。以沉潜深厚改变浮薄肤浅，以性情为本取代唯务格调，从而形成宏衍阔大的气局，使诗歌创作具有多元组合的美质。钱氏的这一诗学选择开启了清代新诗风。
时至明末清初，千余年的诗骚之树已经老了。有明一代出现了几乎一边倒地以盛唐为宗的诗学倾向，主导者意欲使诗高华滋壮，但事实上却使它老得更快。如果作为一种主要的抒情文体形式还要存在下去并发挥功能的话，人们必须接受“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的逻辑，通过新变来维护和复兴诗歌。对于清人来说，在唐诗、宋诗建立了两大诗学格局，囊括了尽可能多的诗学范畴、诗法家数以后，要想完全超离于这两大格局而另辟天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时的所谓“变”，似乎只能是对既有的两大格局重新体认、选择和融通。然而，“清人生明后”。既然认识到明人是法唐而赝，自狭诗道，那么他们为拓宽路途最能有所作为的就是接纳宋诗了。清初诗人邵长蘅《研堂诗稿序》曾指出：“诗之不得不趋于宋，势也”，这是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当然这一“势”，既是循环往复、剥复代序的诗坛风会的内在规律性，同时也是清代诗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能动支配。对于唐宋诗的不同特点，邵长蘅曾说“唐人尚蕴藉，宋人喜径露；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就其体格之殊而论，如果以人为喻的话，则“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1) 如果以佛学为喻的话，则唐诗如禅，深玄窎远，宋诗如净，含容广大。前者境界高华，然参究不易，后者气度汪然，有修必成。明人标举第一义却未必俱臻通慧，清人要一变风气，走向“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诗学空间更大的宋诗，确是十分明智的。然而正象推行“净”法需要禅净合行的永明延寿式的宗师一样，清人要融汇宋诗却需要兼擅唐宋的大家来开其风气，钱谦益的选择和被选择正成为个人创作祈向与诗歌史内在趋向相重合的必然结果。
一、接纳宋诗：一个长期的潜隐走向
二、唐宋并重：一种新的诗学选择
三、崇尚杜诗：钱谦益由唐向宋的起点
四、交融乃新：清代诗风的演变
反唐为宋而建立起一个新的“独尊”性的价值体系，其实并非牧斋的诗学理想，乔亿《剑溪说诗》卷下云“长沙（李东阳）诗格在唐宋间，虞山则全体皆宋矣”，也似乎并没有真正读懂牧斋诗，因而稍后的“宋诗热”的降温和唐诗的复归是必然的。但清初人评论的立足点正在于充分肯定牧斋在明清转关之际一洗近代窠臼，在诗坛导入宋诗风，以沉潜深厚改变浮薄肤浅，以性情为本取代唯务格调的卓越功绩。客观而言，清代近三百年的诗歌创作之所以能够超越明代，直摩唐宋，究其根本正在于改变了昔日“诗必盛唐”的强势理念，不守一隅，组唐纬宋，在此基础上融铸异质，求变创新，从而具有了宏衍阔大的气局，多元组合的诗学美质和价值。正因为如此，当人们在清诗的浩荡长川之下溯洄望之，对钱谦益开启一代诗风之功尤为瞩目。
注释
（1）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第2~3页。
（2）《列朝诗集》乾集上《太祖高皇帝》。
（3）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四《赠郑显则序》。
（4）束忱《朱彝尊“扬唐抑宋”说》，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