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中国现代文学报刊从同人话语向大众媒体的转变过程
一、引言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认为权力关系和文本生产是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首要关注的问题。〔1〕操控文本生产并使文学不会和社会系统脱节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文学系统内部的批评家、评论者,教师及翻译等专业人士。一是来自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力量,赞助者既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一组人,帮写博士论文宗教团体、政党、某个社会阶层、皇室、出版商、或传播媒介:报纸、杂志或电视台。〔2〕这些力量促进或遏制文学的阅读,规范并影响读者对文学的接受。就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来看,杂志和报纸副刊是译介活动得以生长并发展的重要空间。“如果说中译单行本的出版发行构成翻译文学史发展的躯干和动脉,那么这些分散在不同文学报刊上的译作和译介文章,就是血液、细胞和神经,使得一部翻译文学史真正鲜活、生动起来。这样,我们在史述中国翻译文学时就不仅能够回答‘是如何’,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何如是’。”〔3〕“五四”时期普遍的“同人刊物”现象是现代知识分子共同体崛起和启蒙话语逐步扩展的明显标志。
同人刊物最大的特点就是区分“我们”与“他们”:“杂志是共同的,事业是共同的,‘敌人’是共同的,连情感、趣味、作品风格也在向共同的方向靠拢。”〔4〕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杂志和报纸与大众结合,现代教育逐步完成自身的体制化,文学教育专业化,作家、翻译家进一步职业化,文学的生产方式逐渐脱离了“五四”的话语系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商业和体制的烙印,这对中国现代文学翻译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同人刊物《学衡》和大众媒介《大公报·文学副刊》为中心,在历史语境中还原文学译介的文化生态环境,探析不同场域中文学译介的发生和形成。
二、同人刊物《学衡》中的文学译介《学衡》创办于1922年1月,发起人主要有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1933年7月终刊,先后刊行79期。其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发起人多为留美学生,服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以及在引进西学时的激进和功利。从刊物运作、同人聚散和内容体例来看,《学衡》分为两个时期,1922～1926年是“学衡派”的《学衡》,主要撰译者为刊物的发起人及其门生,以东南大学为中心,是反抗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批评刊物。1927年停办一年;1928～1933年是吴宓的《学衡》,由月刊改双月刊,主要撰译者为吴宓及其在清华的师友门生,更倾向学术刊物。
1.真经典与伪经典的争辩《学衡》的主要发起人都曾受业于白璧德,以新人文主义作为理论武器。这一学说认为,培根的科学功利主义和卢梭的浪漫主义是近代西方社会道德颓败的渊薮,要匡救文学中的浪漫倾向只能取法希腊罗马文学的典范。他们崇尚西洋文学正统的古典主义,对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大加讨伐。本着“智识贵族”的精英立场,也极力反对托尔斯泰所提倡的平民文学。1921年9月,白璧德在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年会上发表名为“中西人文教育”的演讲,内容直指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但闻其中有主张完全抛弃中国古昔之经籍而趋向欧西极端卢骚派之作者,如易卜生、士敦堡(现译斯特林堡)、萧伯纳之流。”〔5〕白璧德的学说让梅光迪等中国学生大受启发与鼓舞,此后“学衡”诸君抗击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大潮所依凭的武器就是新人文主义。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者的论争从不同侧面展开,西学与伪西学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其中包括什么是西方文学真正的经典。在学衡派看来,新文化运动者惟新是从,不去探究西方文化的本源,导致“所知既浅,所得尤谬。”
早在留学回国之前梅光迪就在致胡适的信中写到:“西洋文学之优者多矣,而足下必取最近世,必取其代表近世文明最堪太息之一方面(如Tolstoy,Ibsen,Shaw等借人道主义之名,以写其spirit of cynicism,世人不察,从而以人道主义派名之,可见今人头脑之不清,受病之深矣。)”〔6〕不久后刊行的《学衡》中,梅在《现今西洋人文主义》、《评提倡新文化者》等一系列论文中对卢梭、托尔斯泰等人的学说成为支配国内思想界之权势进行抨击,“其言政治,则推俄国,言文学,则袭晚近之堕落派(the Decadent Movemen)t,如印象、神秘、未来诸主义,皆属此派,所谓白话诗者,纯拾自由诗及美国近年来形象主义是唾余…”〔7〕吴宓也在文章中指出新文化运动者对西洋文化未加深究,不知审慎选择,专取晚近一家之学说,甚至袭取西洋之“糟粕”、“毒酖”。浪漫主义文学为“西方之哲士通人”驳斥无遗,而新文学运动犹专取此等外国“吐弃之余屑”以饷国人。〔8〕胡先骕下笔数万言写成《评〈尝试集〉》,并首次将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引入中国文学批评界。2.学衡派的译介学衡同人积极译介自己眼中真正的西洋经典,并以此对抗胡适等宣扬的实用主义和易卜生为代表的自然主义。
首先,新人文主义学说得到系统的译介,在讨论西方文化的69篇论文中,与该学说直接相关的达20篇,占了1/3;其次,学衡派对希腊罗马典籍的译介倾注大量精力。最为显著的是,景昌极与郭斌龢合力译出了《柏拉图五大语录》,向达与夏宗璞合译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这是学衡派在译介史上开创的先河之一。此外,同人力图摒弃新文化运动者们摭拾的“文学潮流上之泡沫草秽”,〔9〕译介了但丁、蓝姆、阿诺德、歌德、莎士比亚、罗塞蒂、萨克雷等人的作品,主编吴宓还撰写了《西洋文学精要书目》和《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两长文,展示西方文学的全貌以求为读者指引门径。这样,新文化运动主将们树立的风靡文坛和思想界的偶像:卢梭、易卜生、托尔斯泰、萧伯纳等就被作为“泡沫草秽”而弃绝。学衡派的译介及其翻译选择在展示何为“正宗”的西方文学经典的同时也试图“削弱对手对西方知识的垄断。”〔10〕不论风流云散之后学衡同人的诗学倾向和归属有何转变,《学衡》所展现的态度和立场是一致而坚决的,“当‘团体重于个人’的信条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每个成员都会不同程度地调整自己的价值尺度和创作的观照角度,以与集体目标相协调。”〔11〕
三、大众媒体中的文学译介———从《学衡》到《大公报·文学副刊》1924年前后,学衡的重要发起人东南大学副校长刘伯明英年早逝,旋东南大学裁并西洋文学系,学衡群体四散。吴宓向曾经支持过《学衡》,任《大公报》主编的张季鸾自荐主办《大公报·文学副刊》,“不取薪金,但需公费。不为图利,但行其志”。〔12〕申办成功后,1928年起吴又聚集起以清华为中心的学衡余绪,张荫麟、浦江清等人,“拟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宣传作战之地”。〔13〕《文学副刊》“专重批评之精神”,〔14〕于1928年1月2日起每周星期一发行,至1934年1月1日止,共出版313期。主编为吴宓。从文学译介的角度来看,可以将1928～1932/8的《文学副刊》视作《学衡》的余波,主要撰译者为吴宓、张荫麟、浦江清、陈铨等。1932/9～1933/1季羡林、王岷源、武崇汉、施宏诰等清华外文系34级学生加盟《文副》,这一时期的译介多为应景的新闻,臧否色彩减退,学衡最后的云烟已然散尽。
1.西洋文学“糟粕”的重新阐释《文学副刊》的初衷是披甲再战,且1928年后由吴宓独自主办的《学衡》大量从《文副》转载论文或译作。然而此时已事过境迁,学衡的敌手———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内部也已分裂。20年代末30年代中期,“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都进入了一个‘定型化’与‘建立规范’的时期”,〔15〕《大公报·文学副刊》的译介主旨、内容及形式也逐渐与《学衡》疏离。同人刊物时期被称作西洋文学“糟粕”、“毒酖”的易卜生,托尔斯泰等人,在《文学副刊》中的形象与地位都有所改变,译介的言辞由激烈愤怒转为平和婉转:“十余年前胡适君始译‘傀儡家庭’登载新青年杂志以来,国中介绍翻译易卜生著作者,后先相望,极多且盛。”而在长篇论述了易卜生的艺术特色和优劣所在之后,一改前面犹豫的笔调:“易卜生为一代戏剧大家,世界文学史上赫然终存其名。博士论文地下固无待吾人之抑扬褒贬以为轻重。”〔16〕从《文副》时期的文字可见译介者对先前评论的反省:“……今日中国之国患民艰,以视彼时之俄罗斯,性质虽异,程度殆或过之。托尔斯泰在生活上所感之苦闷、疑惧、激愤、彷徨,一一皆吾人所能亲验。故托尔斯泰于人生之教训,吾人当聆之弥殷。初无论吾人赞同与否也。”从对托氏的褒扬可见译介者对人道主义的态度已完全扭转:“古今文学家对于人生之认真与爱人类之恳挚,未有于托尔斯泰者也。……其于人类之救助,社会之改革,瘏古强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此两点而论,其人格之伟大,已足以拓千古之心胸,动万世之歌泣矣。”〔17〕
2.译介内容与形式的大众化转向传播媒体的改变还带来了译介方式、风格和内容的改变。随报纸发行的副刊面对的是大众而非小范围同人团体或文化圈内人,它必须在内容上讲求新闻时效性和知识、趣味、娱乐性,更需要推动和加速文学内容、风格、流派演变的节奏和周期,这些都与面向“小众”的《学衡》主旨相抵牾。《文副》也不得不摭拾“泡沫草秽”,译介时下文坛热捧或流行的文人,如徐志摩、胡适和陈西滢都在翻译的曼殊斐尔,〔18〕关注萧伯纳、德莱塞的动态,留心俄国的文坛。译介的风格也由《学衡》时期庄重严肃,探究学理的学术特色略做调整,转向迎合大众趣味的娱乐性,去发布题为“萧伯纳之情书”、“两大文人妻室之日记”〔19〕诸如此类的新闻,同时介绍了不少欧美通俗畅销小说以及在欧美引来争议的文学作品,如女同性恋题材的小说《井中人》(TheWell of Loneliness)。〔20〕
3.译介者的诗学转向与群体更迭传播媒体的变化对文学译介的影响无疑是重大的,而译介群体的更迭及其各自诗学观的转向也是造成《文副》日渐与《学衡》话语系统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