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现状与问题分析
4.1 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现状
4.1.1 政府主导治理
目前在网络谣言的治理方面，主要的方式还是由政府为主体进行治理。政府采取的措施，一是制定并实施了关于散布谣言的相关法律法规。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对于社会管理者来说，依靠法律法规来进行治理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公民恶意制造或传播谣言，可能会接受治安、甚至刑事处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罚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91 条规定，散布虚假消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的追究刑事责任。有了这些法律的制定，让造谣者和传谣者了解到造谣与传谣的高成本，同时还让执法者，能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其次就是政府制定了许多信息公开和披露制度。如在 2007 年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此条例中，规定了政府信息的公开范围和公开方式，如规定了各地地方政府要建立门户网站与新闻发言人制度等。有了这些制度，能让政府面对公共卫生事件时，及时发布事件中的各类民众关心的信息，回应民众的疑惑，同时辟谣各类不实信息，从而有效压缩网络谣言滋生的空间。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各个省市都陆续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基本上做到了每天公开疫情的相关信息，信息中包括了各地的确诊信息、死亡人员以及疫情防控工作所做的措施等，公布的信息十分全面。
5 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研究
5.1 建立网络谣言的源头管控机制
由于网络谣言的周期性特征，因此，结合周期对症下药是关键。最好的治理是防患于未然，要实现治理节点的前移，进行信息源头的治理，因此一个完善的预警和评估机制就显得非常关键。
5.1.1 建立网络谣言的大数据预警机制
和传统谣言治理中更多依靠“人防”的方式不同，网络谣言的治理具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由于新媒体、自媒体的兴起，网络谣言呈现复杂多发的特点，已经不能简单的运用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理。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技术的发展进步使得网络舆情的监测、分析、研判、预警、引导逐步趋向一体化、智能化，为进行网络谣言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化手段和工具。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构建“精准全维度大数据实时采集体系”、“大数据云计算智能预警预测体系”，在疫情防控、网络舆论监测预警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启示我们，要做好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谣言治理，还需进一步深挖“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手段的作用。要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网络谣言预警机制，在动态网络舆情管理模式中更好地监测、预警和辨识网络谣言。一是搭建好网络谣言共享数据库。将公共卫生事件中各时期谣言传播内容、传播速度、传播轨迹、影响范围、辟谣核心等相关数据保存记录下来，绘制出各类谣言的数据特性和网络传播规律，然后监测部门就能通过不断更新升级的谣言历史数据库与实时网络信息传输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快速监测到与疫情相关的网络谣言源头和发展态势，而政府部门也可以参考过往的网络辟谣措施和经验来积极应对新的网络谣言。二是健全网络信息的大数据监管机制。需要利用先进的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在更广阔的范围上实施网络谣言的分析研判、网络谣言监测预警、网络谣言控制应对、网络谣言的辨识评估。第一时间识别重点人员，运用大数据甄别谣言最初源头、网络传播中心点，及时采取阻断谣言、及时发布准确信息、引导舆论注意力等应对策略。
5.1.2 建立网络谣言的认定机制
通过对多个网络谣言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旦网络谣言被判定为虚假信息，其传播能力就会呈现断崖式消减。但同时，若是真实信息被误判为谣言，但事后又确认了其真实性，则会大大破坏信息判定者的信誉。表现在具体事件中，就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巨大破坏。例如“武汉 8 人传谣”事件中，最初是武汉市公安局在“平安武汉”微博账号上发布了情况通报，对 8 名“造谣者”进行了教育批评等处置，网友舆论此时保持对官方信息的信任态度，对官方认定的“网络谣言”保持审慎态度。但随着疫情大规模爆发，网友开始为 8 名“造谣者”发声，认为官方认定谣言有所偏差。之后，各个媒体对此大肆报道，更是引发网友大规模讨论，其中，尤以 8 人之一的李文亮医生的“吹哨人”事件作为拐点，此时，舆论关注点发生大规模反转，网络舆论对医生的境遇表示同情，对公安机关的做法表示失望，政府公信力因此受到极大考验。虽然最后最高法为“8 名造谣者”发声正名，但这一过程中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