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居委会、街道办作为公认的社区治权最大占有方，应跳出原有的管理思路，自觉将部分治理权限让渡于其他主体，仅存有监管、保障、支持等权能。“四社联动”并非单一主体主导的治理思路和逻辑，而是各平等主体间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合作，传统的官僚线型思路己无法适应社区日益复杂的情况，需要借助其他功能、资源主体的参与力量。此外，放权不等于削弱权威，而是为了引导其他主体的行动，释放其治理活力。
其次，要提高契约在规制中的地位，充分发挥契约力量。“四社联动”是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主要形式，因此，文本、合同、条约的实践化将成为“四社联动”实践中的行动方针，推动合同转化实践，以夯实主体间的权力的交接，强化赋权意识。现实情况中的合同履行面临着条款模糊、执行不彻底等问题，牵涉到权力分配条约时更是存在着随意解释的现象。因此，在权力分配除了要在弹性和刚性之间锚定合适的平衡点，既不“本本主义”、机械化操作，同时也要压缩“灵活”的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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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即便“四社联动”的治理实践赢得了住户的一致好评，基本发挥了其应有的功效。但距离社区多主体高效协同治理的理想状态依旧较远。其主要表现在：信任半径狭窄，致使提供的社区服务缺乏专业素养；信任缺乏保护，主体间合作过于机械，联动治理的程度不理想效率；信任发育受阻，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度虽较之前有改善，但整体依旧较低。受制于上述问题，“四社联动”模式的有效运行难以得到保证，尤其是面对公共事务日渐复杂、外来人口数量与日俱增、行政命令日趋频繁等外力重塑下的社区治理生态。因此，在现有客观条件下，要优化“四社联动”的运行，推进社区协同治理的快速发展，第一，从根源着手，以促进互动推动信任生成，进而优化“四社联动”的治理实践。通过强化治理主体的赋权意识，消除权责不对等导致的互动障碍、通过激发治理主体的角色意识，在治理主体的内部生成互动意愿，推动治理主体同居民的互动行为、树立正确的行动价值，以利他价值推动居民对治理主体的接纳，以共同价值引导居委会、社工、志愿者、社区居民的行动协同；第二，从保障发育着手，构建“四社联动”治理实践中的公信的制度基础。加强制度的信息支持，营造可靠的信息环境、完善制度体系构建，为信任提供有力的保护骨架；优化制度绩效标准，为信任关系修筑长效的维系纽带；第三，从信任的发散着眼，大同信任关系的延展渠道。通过设置信任门槛，降低信任风险，建立失信防范机制，避免信任受损，增强构建农村居民网络消费政策评估机制。相信通过对“四社联动”过程中信任缺陷的克服，“四社联动”各主体间的关系将迈向更高效的协同。
在此次学术写作过程中，本人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尚浅，写作能力一般又受制于研究过程中的现实困难，如数据的收集与整理，访谈资料的采纳与分析，问卷的编制与发放回收，以及走访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突发情况等，致使本次研究尚不成熟，与文理兼备的优秀论文尚存差距，需日后做出更加深入、更加大量的努力，完善研究。在本研究中，针对“四社联动”治理模式中的信任局限性问题及原因分析尚浅，亦缺乏对不同案例的横向比较，其次，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的优化措施也略显粗拙，还需继续完善。至此，本人将持续关注和研究协同治理中信任变化的这一课题，并尽力将其完善。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