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公共行政管理论文，本文聚焦获得感与政府信任之间关系的探索，尝试论证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且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理论，进一步分析获得感和政府信任水平以及获得感对政府信任影响的城乡差异。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自上世纪 60 年代起，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停滞和民主改革运动兴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出现政民关系紧张等问题，政府面临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政府信任下降现象在从发达国家扩散至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1]，也是政府开展治理的基础所在，政府信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权的稳定性。公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越高，政府主体的权威影响就越大，政权就更加稳固，获得的政治支持就越强。而公民的不信任将导致政府治理成本增加，引发政府和民众之间怀疑和冲突，政民关系恶性发展，削弱社会民众对国家和政府合法性的认同，成为引发政权危机和社会暴乱的潜在因素。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突出表现为社会发展成果分配不公，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阻碍了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因此，如何实现社会改革发展成果的为社会公众共享，促进发展成果的公平性分配，提升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关乎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
2015 年 2 月 27 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改革要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的观点[2]。随后，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3]。这一战略部署从整体上将改革发展和民生改善统筹到一起，“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为各级政府当前工作的核心目标，同时也是相关政策设计的重要基点。获得感是人民群众对改革发展成果的客观占有的主观认知，包括对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分配、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感知。获得感从侧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全面深化改革和政府治理所取得的效果的满意程度，以及基于这一满意程度表现出来的政府信任态度。在间接民主体制下，人民和政府之间存在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行使治理权力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供给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促进发展成果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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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关于政府信任的研究
1.2.1.1 政府信任的概念内涵
关于政府信任的研究缘起于西方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范畴而出现。对于政府信任概念内涵的理解，国内外学者具有多种表述。首先，国外学者对于政府信任的解释可以归纳为两个视角：普遍意义上的信任和政治领域中的信任。于普遍意义信任的角度，Putnam 和 Leonardi（1994）基于对意大利政治民主制度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进行观察和思，发现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信任的延展，这种信任源于公众对政府公共产出和政治权威当局管理绩效的满意[4]。于政治领域视角，DavidEaston（1975）认为公民的政府信任分为特定和广泛两种形态，即政府信任首先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的制度现象，另一方面政府信任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或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并进一步将政府信任解释为公众对其所处于的政治共同体（国家）、所构建的政府和政治体制的支持和认同[5]。国外学者大多从政治领域视角理解政府信任，随后的研究者分别就“政府信任”概念进行解释。Thompson 和 Carnevale（1996）将政府信任解释为公民对政府当局所产生的一种可依赖和可依靠的价值取向，即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承担公共责任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情况的评价，以及基于该评价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做出预测[6]。Miller&Listhoug（1999）认为政府信任是公民对政府当局及其行政机构的行为是否合乎公民的规范性期待的一种评估，也即社会公众对于政府如何基于公众期望和需求而运作的基本评价[7]。Newton 等人（2007）认为，政府信任一种可测量的政治信任感，公民相信政治体制和政府权威，认为政府的意愿和行为将不会对公民利益造成伤害，而是尽可能地增加公民的整体利益[8]。Grimmelikhuijsen 和 Meijer（2014）认为，解释政府信任概念的维度包括政府能力、政府善意和官僚正直等，公民分别从这三个维度出发对政府信任形成整体的认知，最终形成对政府的信任感知[9]。综上，国外学者对政府信任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可以归结为：公民对当前政治体制、政府权威和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公民期望和利益取向的一种整体性感知，以及基于这一感知所表现出对于政府当局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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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假设
2.1.1 获得感与政府信任
回顾当前关于政府信任的研究文献，鲜有学者探讨获得感和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方向和强度仍待进一步分析。李鹏、柏维春（2019）将获得感划分为政治获得感、经济获得感和民生获得感三个维度，基于 CGSS2015 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对获得感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研究发现三个维度的获得感与政府信任之间具有正相关性，即获得感的提高将促进政府信任水平提升[75]。在综合借鉴已有研究关于“获得感”测量维度的划分的基础上，本文结合 CGSS2015 问卷，拟从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公共服务获得感和自我实现获得感这四个维度探索获得感和政府信任之间的相关关系。
于经济获得感维度，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成果分配公平程度和不同社会成员自身经济利益获取能力将会影响社会公众对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获得感。许多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William Mishle，1997；Stoneman，2008；孟天广、杨明；2012）。王波（2005）研究发现，政府有效推动经济发展，并且对经济发展成果进行公平性分配，则人民的经济获得感将显著提升，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相应地显著提高[76]。赵建国、于晓宇（2017）基于 CGSS2010 调查数据，采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分析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发现收入公平感知与社会公平感知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政府信任[77]。
于政治获得感维度，人民群众通过参与日常基层政治生活，激发其政治效能感，从而产生政治参与的获得感。曹现强、李烁（2017）认为，人民群众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有效参与是其政治获得感的主要来源，同时各级政府治理过程的公开透明和对社会现实需求的及时有效回应影响着人民群众的政治获得感程度[78]。随着政治民主化步伐的加快，公民意识尤其是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觉醒，人民群众更加强调政府行政公开和政府回应，对政治获得感具有更高的要求。孙昕聪（2017）提出，推进人民民主将有效增进人民群众的政治获得感，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能够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和政治信心，增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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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项目数据库④。该项目始于 2003 年，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旨在对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进行全面系统地收集，获取反映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整体概况和转变趋势的资料，为开展社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平台。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覆盖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478 个村和社区。据统计，此次调查共完成有效问卷 10968 份，受访人年龄皆为 18 周岁以上。在剔除数据缺失问卷的基础上，根据本文研究内容需要，最终选取有效样本 6811 个，其中城镇居民样本 3228 个，农村居民样本 358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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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检验..................24
3.1 描述性分析........................ 24
3.1.1 政府信任水平描述性分析 ..................... 24
3.1.2 获得感程度描述性分析 ....................... 25
第四章 实证结果和对策建议............................39
4.1 实证结论............... 39
4.1.1 政府信任水平呈现明显城乡差异格局 ................. 39
4.1.2 获得感强度呈现显著的城乡差异 ...................... 40
第四章 实证结果和对策建议
4.1 实证结论
第三章的实证分析表明，在本文主要的 2 个研究假设之中，假设 1 完全成立，假设2 部分成立。详细假设验证结果见表 4-1。
公众政府信任整体处于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即表明人民群众对政府组织及其治理具有较好的信任。这表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一定成果，其中政府组织体系不断科学化，各级政府治理制度与之俱进改革发展，政府治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反映在治理行为的人性化和科学化，以及治理绩效的优化和共享，使得社会公众对政府产生较强的信任和依赖。
进一步从城乡差异视角分析不同户籍居民群体的政府信任状况，发现整体上城镇居民政府信任水平低于农村居民政府信任水平，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