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公共行政管理论文，本文基于江西和浙江的政府机关部门 273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 71.8%），主要的分析结果如下：我国地方公务员具有较高的公共服务动机和工作绩效，职业承诺高于组织承诺；公共服务动机和工作承诺正向预测工作绩效；工作承诺在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但只通过规范承诺发挥作用，且职业规范承诺的中介作用大于组织规范承诺的中介作用。
1.问题的提出
自 2010 年起，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呈现“新常态”。一方面，受过去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和“十二五期间”国家刺激经济策略的影响，自 2010 年左右，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长周期视角来看，这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也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放缓的新常态化现象相关。[1]经济发展新常态成为今后一段期间的阶段性特征，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在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的同时，这一阶段也是中国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新机遇。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国内改革也持续渐进地铺开，大致呈现“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推进策略。如今，经济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果，社会改革渐次铺开，政治改革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并逐渐演变为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掣肘。政治改革已经到了关键期，近年来积极推动的行政审批改革、“放管服”改革等实践表明，党中央已经将改革的重点集中到了触及权力的政治领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改革已经到了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把改革进行到底”。为了克服以往政治改革中权力分散和既有利益者的阻碍，中央与地方关系呈现了政治集权的趋势，如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重组检查制度、省以下建立司法垂直系统；在领导体系上，中央领导人就形成领导核心达成了共识[2]，以强化政治改革的权力保障和问责基础。
为此，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政治结构和情境发生一系列显著变化。一方面，中央与地方关系逐渐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行政分权模式向中央集权和加强地方的程序化、法制化模式转变，从结果导向的绩效考核方式向过程导向转变，形成了对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强力约束，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地方乱作为的弊端。另一方面，反腐党建工作被提到新的高度，反腐败呈现持续的高压态势，党建成为各级党委的工作重心，党中央和国务院陆续推出“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反对四风”,中纪委提出“九个严禁”，规定干部选拔中的“凡提四必”，并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明确了反腐目标。在持续的规范化和反腐党建高压下，党和政府内部环境为之一新。这也导致公务员灰色收入减少，公款消费减少，工作压力加大。党政机关内部出现了一系列不担当不作为、庸官懒政和避责现象，甚至形成“不作为便不出错”的官场“准则”。从已有研究和招聘机构的数据来看，当前我国公务员队伍的工作倦怠和离职意向显著高于各职业的平均水平，工作态度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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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回顾与假设
2.1 制度-情境与工作状态
社会科学研究在分析社会实践时存在两种相对立的研究方法，即结构-制度分析方法和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前者强调既有制度和社会结构在塑造行为上的作用，既有批评者通常将结构-制度冠以静态分析的标签；后者则正好建立在这种批评之上，以微观社会情境下的日常生活为观察对象，通过对事件进行过程追踪，揭示事件发展的动态运作机制。事实上，制度与结构并非完全的静态，而是处于与社会实践的相互塑造过程中，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们创造历史，但他们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15]。可以说，结构-制度与社会实践的互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导致在当前的流动性社会中缺失了相当程度的解释力，因而有必要将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任何现实活动都是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情境既非固定僵化的，也不是随意创造的，而是社会结构与社会实践的共同结果，它能够反映当下的社会结构特征，又能够为社会实践主体所利用。因此，情境可作为连接结构-制度和过程-事件的桥梁，进而建构起“制度-情境-过程”的分析框架。本节内容将在制度-结构的引导下就当下的不作为、避责等现象进行文献梳理。
在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中，“政不下县”的机构设置导向了选择性的治理模式，国家往往出席在刑事案件中，而有关土地、债务、婚姻等“民事”纠纷往往交由社区、亲族等民间宗法组织处理。[16]相反，现代国家的发展反映了行政国家的崛起，政府的力量相较于市场和社会有了显著增强，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17]然而，政府权力的扩张也意味着政府事责的膨胀，“有事找政府”成为民众的基本认知。当代中国的治理规模承受了巨额的负荷和挑战，这不仅表现在于中国辽阔的幅员和庞大的人口规模，更在于中央集权和职责同构的治理形态，导致了各级政府近乎无所不包的治理内容。[18]基层作为直面群众的第一线，往往没有固定的事项，却需要应对各种繁杂的事务，加班成为基层公务员的一种常态。另外，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人类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思维到行动都愈发呈现出后现代特征，在消解传统社会建构的基础上，表现出多元化、虚拟化和去中心化等特征，工业社会所倚赖的理性思维、制度建构和技治主义逐渐丧失了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人类社会正一步步走向碎片化和风险化的深渊。在反思现代化的过程中，吉登斯、贝克等人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的观点，现代化的各种深层矛盾在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呈现出一种相互对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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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工作状态研究
态度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内容，是指个人对特定对象以一定方式做出反应时所持的评价性的、较稳定的内部心理倾向。[28]态度由三部分组成，三者共同形成对态度对象的评价：情感成分、认知成分和行为成分。[29]工作态度作为其衍生概念，是指个人产生的对工作的感情、评价及行为倾向。公共服务动机-工作承诺-工作绩效恰好反映了工作态度由不稳定到稳定的三种阶段的部分特征，分别对应了情感-认知-行为三个渐进的层次。
2.2.1 公共服务动机
自上世纪 40 年代起，美国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开始呈现长时间的下滑，美国公众“相信联邦政府绝大多数时候做的事情”的比率从 1964 年的 75%降到现在的25%，对州政府的这种信任现在也仅有 35%。[30]持续的政府信任下滑，除了导致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冷漠以及参与积极性的降低之外，也表映出公众对公共服务的不满，这种不满被视为一种“平静的危机”（quiet crisis）。因此，自布什在任期间起开始号召公共部门中公共服务伦理的重生。基于“吸引-选择”框架，Perry & Wise[31]提出了公务人员的公共服务动机，与私人部门相比，公共部门更能吸引高公共服务动机的职员，因而公务人员具有较高的公共服务动机；公务人员的公共服务动机与公共部门的组织目标一致，又激发其努力追逐工作绩效。在公共部门中倡导公共服务动机，是旨在通过公务人员的公共服务伦理来应对公共自信（public confidence）和公民信任衰退而导致的公共服务危机，这种倡导个人牺牲、责任、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公共服务伦理就是公共服务动机。[32]公共服务动机是个体回应公共部门价值目标的一种利他主义动机，是个体迫切想要消除的内在缺失感，旨在帮助他人、增加社会福祉。[33]通过文献回顾，Perry 提炼出公共服务动机的理性、规范和情感三个层次，经实证分析后归纳为四个维度：公共政策吸引力、公共利益承诺、同情心和自我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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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设计...........................................10
3.1 研究假设.........................................10
3.1.1 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绩效.....................................10
3.1.2 工作承诺的中介作用....................................10
4.结果与讨论......................... 17
4.1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17
4.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19
4.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20
5.结论、建议与不足................................... 33
5.1 主要结论.............................................33
5.2 具体建议................................................33
5.3 研究的不足......................................35
4.结果与讨论
4.1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正交旋转，以特征根大于等于 1 为因素抽取原则，对本研究的各量表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由于组织承诺中观测变量 5、观测变量 6、观测变量 7 和观测变量 12 出现明显的偏差，因而在最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