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旅游管理论文研究,本文在前人对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研究基础上，结合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发展背景与现状，构建出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的分析框架：一是制度推动层，即整个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的外围层，也是最为重要的保障层，为区域联动、旅游一体化持续深入以及推动高质量协同发展等方面提供有力制度保障。二是城市联动层，重点从节点城市功的能演化来体现出城市间的协同发展。三是产业质量层，旅游产业质量是旅游业发展的核心，也是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的本质目的。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8 年 11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3]。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旅游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就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行动。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编制实施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一体化自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机制创新为抓手、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一体化国家战略为促进长三角地区旅游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化解行政区划阻力，破除行政壁垒和制度掣肘也为长三角旅游协调发展创造历史性的新机遇[4]。
二 长三角旅游业发展格局蝶变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发展初步显现了“一极多中心共生”格局，城市间旅游协同共生，合力打造长三角旅游发展的新局面，即长三角旅游发展格局正由以上海迅速崛起支撑长三角旅游发展高速增长的“单极”格局向以上海为“一级”、南京、杭州、苏州等多个增长中心城市共生的“一级多中心”格局转变[5]，这意味着长三角旅游协同发展阶段的到来。新的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阶段的到来，必将凸显新的长三角旅游发展特征和新的区域旅游发展矛盾，也是新情境下的城市群旅游发展新特征与新矛盾，在制度层面上要求重构新的城市群旅游发展战略引导、建立新的旅游协同运行机制、创新旅游协同发展制度和政策体系。在区域联动层面上，则要求长三角各城市完善功能结构，合作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在产业质量层面，长三角城市群应契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顺应高质量旅游一体化发展趋势，在把握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探索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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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价值与意义
一 理论价值
首先，本文尝试结合社会网络理论、协同学理论等相关学科理论，针对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发展现状，以及新时期旅游协同发展背景，构建出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跨区域旅游协同治理的制度建设、旅游城市空间与功能协同演化以及旅游产业协同发展高质量化三个层面对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进行探究，这对于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分析框架的完善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意义。其次，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研究对实现城市旅游圈的协作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具有指导意义。旅游协同是旅游业发展的一种高级形式，它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由低级粗放型的发展向高级集约型发展的转变而产生的[8]。长三角旅游协同发展研究为实现城市群旅游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最后，本文尝试着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结构的演化分析，以揭示长三角城市群在城市联动下的旅游协同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实证研究方法的创新对于弥补现有相关研究定量分析的不足以及研究方法陈旧的缺陷，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二 实践意义
随着区域一体化战略的不断深化以及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逐步推进，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阶段。新时代背景下的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需要用全面系统的研究框架去诠释。本文首先对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从制度保障层、城市联动层以及产业质量层三个层面建立系统分析框架。然后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长三角旅游协同发展的三个层面进行研究。定性分析长三角城市群跨行政区旅游协同治理的制度建设，重点研究区域制度发展的演变过程，以及对长三角旅游协同发展的推动作用。定量分析旅游城市空间与功能结构的演化以及旅游产业质量的协同发展度。通过旅游城市空间与功能结构揭示长三角城市群在城市联动层面，旅游节点城市的功能以及城市间互动关系的演变，进而诠释在联动层面上的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另外，在产业协同层面，通过构建旅游产业质量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来揭示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质量协同发展的演化过程。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为长三角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过程及现状提供科学依据，进而为促进长三角城市群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提出创造性的政策建议，为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实施旅游一体化战略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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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研究及理论基础
第一节 研究综述
姚士谋等学者认为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不同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9]。自“十一五”以来，城市群即被作为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十三五”期间，国务院提出将进一步加大我国城市群建设步伐，重点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 19 个城市群。城市群作为我国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而在全球一体化和国内区域性合作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具有高度关联性和开放性的旅游业开始由点线旅游向板块旅游即城市群旅游转变[10]。
一 国外研究
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最直接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由赫尔曼·哈肯于 20 世纪70 年代首次提出和系统论述的协同学理论（Synergetics）。协同学理论指出系统之间及其内部子系统之间可以自发形成有序的结构，在驱动机制、运行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和反馈机制四种机制的作用下，逐渐实现系统的整体效应[11-12]。基于此，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中的“协同”一词应对应英文“Synergistic”。然而，在搜索阅读国外文献时发现，国外学者鲜有研究区域旅游的协同效应，主要集中于区域旅游的合作机制、合作现状和影响因素等方面。
（一）关于区域协同发展内容的研究
Selin 对区域旅游合作的行为、动机、限制因素、合作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构建了区域旅游合作的理论框架[13]；Tazim B·Jamal 等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更加有效地解决旅游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和协调区域内部旅游发展的有效机制[14]；Alberto Sessa 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区域旅游的视角下讨论研究了相互影响的旅游相关体系之间发展要素的关系，这是在构建旅游协同系统方面进行的有效的初步探索[15]；Peter 和 Burnaby 认为协同效应在旅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旅游区域之间通过构建合理的协同效应等合作关系可以为旅游利益相关者带来潜在价值[16]；George Hughes 和 Rebecca Sims 均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提出协同发展的重要性[17]；Francesca d’Angella 认为在中心商业区、旅游资源和基础服务之间的协同可以使资源与服务之间产生集聚效应，有助于延长旅游者停留时间和增强旅游目的地形象[18]；Bramwell 等结合在实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地方协作政策制定的框架[19]；Newman Janet 等运用治理理论和社会运动理论分析了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公共参与机制[20]。根据对国外文献的分析可知，国外文献对协同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区及旅游企业的组织结构、行为模式及部门之间的协调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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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基础
一 协同学理论
协同理论（Synergetics）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多学科研究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理论。1971 年，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哈肯（Hermann Haken）提出了“协同”的概念[61]，并系统地论述了协同理论：是研究各种不同的系统在一定外部条件下，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产生协同效应，使系统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以及从有序状态又转化为浑浊的机理和共同规律[62]。协同论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耗散学等为基础，采用统计学和动力学相结合的方法，描述了各种系统和现象中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共同规律。系统能否发挥协同效应是由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协同作用决定的，子系统内部相互配合，可以产生 1+1>2 的协同效应[63-65]。
二 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网络理论是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的范式，它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不同领域（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和概率论等）从不同视角对社会网络的概念进行了深化，丰富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体系，增加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视角，从而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而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网络理论才开始被应用于企业研究领域中。罗家德将社会网络分析分为弱连带优势理论、强连带优势理论、结构洞理论、镶嵌理论、人际信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系统崩溃理论等 7 种理论流派[66]。尽管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