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区管理论文，本论文主要针对达州市渠县社区治理，立足公共治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结合调查问卷，对渠县社区治理现状进行分析研究，从城市发展、治理体系、多元参与、社区建设四个方面指出存在的问题，从治理理念、治理格局、严重行政化、社区发展缺乏前瞻性统筹四个方面进行了成因分析。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尤其是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不断加强和深化改革探索创新社会治理形式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被认为是党中央从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坚定推进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与发展未来而提出的一项十分重大的目标任务，全面地推动并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社会治理现代化来不断深化和夯实“中国之治”基底的崭新历史篇章和伟大历史征程。社区治理长久以来就是基层治理不可分割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出台以来，社区治理成为政府、社会、居民共同行动的治理场域。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这是我国建国以来首个以党中央、国务院高规格的名义出台并下发的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纲领性政策文件，具体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新举措，在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
自深化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已取得了历史性的迅猛发展，各地在社会治理领域也取得了非凡成就，但治理的水平和模式还有较大差异。特别是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来，大量农民进城、上楼，社区数量不断增加，社区规模不断壮大，居民与所在社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人们不但密切的关注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参与到社区的各种治理活动，而且也对社区的管理服务、居住的环境、文化娱乐的氛围、医疗卫生的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这也对社区的综合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给予了社区治理更多更大的重任，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较以往数量更多、范围更广，在现行以居委会联通国家与社会的中介背景下，无论是从上到下的各种治理任务，还是自下而上的各种社区需求，都需要居委会来直接完成，繁重的治理任务明显超出负荷，特别是上级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国家意志”与社区现实需求、承接能力等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和鸿沟，对居委会的有效履职带来了新的严峻挑战。因此，如何既满足人民群众对社区治理效能的美好期待，又能将上级赋予的各项社区治理任务高效完成，构建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时代背景下的社区治理新模式，是十分现实和必要的，城市社区治理这一课题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提炼出来的。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1.有关社区概念的研究。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城市社区治理理论的诞生或者说发源，最开始起源于如今的西方社会，1887 年滕尼斯在他撰写的《社区与社会》中首次提出了关于社区的明确的概念，他是德国的一个社会学家，这也使得滕尼斯逐渐成为了全球广泛认可的社会学学术界对社区进行一系列深入系统研究最先的起点，提出了“社区是由一群利益倾向相同的群体组成的社会关系密切的社会团体”[2]的论述。桑德斯于 1982 年，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什么样是一种社会交流和互动的模式，其定义社会互动中主要阐明了社区的发展性、关联性，由多个部门构架而成[3]。
2.有关社区治理研究的主要视角和方法。当前，国外对社区治理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好几十年，研究的方向与内容，同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水平也不断成熟和专业，也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促进作用[4]。比如，MH Zerah 通过对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案例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分析后，指出在城市治理中，公民广泛参与其一系列相关活动，不仅确立了他们的双重身份，而且打开了他们的管理视角，更加深化了治理超越国家本身的治理理念[5]。Kevin R Cox通过对美国在大城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后，指出了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为不能够有效聚集司法资源力量，并依据上述成因总结提炼出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尺度性的治理研究方法[6]。
3.有关社区治理模式的研究。Matthew F. Filner 提出，如果要切实提高群众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率，就要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在其中的运转效率，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的激情和热情，让他们主动参与进来，形成治理合力[7]。登哈特夫妇则是强调，社区治理应该要尽可能多的动员社会各个层次的人士参与到其中来，作为一个政府则不能对其进行强加干涉，这样的社区治理氛围和生态，才能有效提高社区参与主体的形式和多样性，进而提高公共管理的质效[8]。意大利著名学者弗朗西斯卡•戈文纳，具体地分析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其于城市治理的政府性功能和定位及其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后总结指出，多种形式的协调与利益主体，让他们广泛地参与融入到了城市决策中未来的综合治理模式，有利于提升和增强了城市综合治理的能力与竞争力[9]。
第二章 相关概念、理论基础和理论分析框架
2.1 概念界定
2.1.1 社区
通过第一章国内外综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外、国内学者在对社区的概念进行描述或者界定时，基本上都综合考虑了政治体制、生活地域、人口数量、社会交往模式、公共利益等方面因素。根据学者史柏年的研究成果，社区是指由一定数量成员的、具有共同需求和利益的、形成频繁社会交往互动关系的、产生自然情感联系和心理认同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18]。在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本文所涉及到的社区主要指的是社区居委会管辖的区域范围。
2.1.2 治理
在公共行政管理的领域内治理具体指什么，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首先提出，同时后期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推行，对治理的定义也各不相同而且繁多，但是目前比较公认的是全球治理委员会所作出的表述。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指的是一种使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或者不同利益之间能够进行调和和采取共同措施而进行的一种长期、连续的过程[19]。
2.1.3 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从广义上讲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辖区单位、营利组织、非营利社会团体等各个层级的主体，它们针对市场的原则、公共的利益、社区的认同等不同因素，从而进行的协调合作，共同办理处置关于社区内部的各种公共事务、持续开展促进整个社区和谐发展的各种活动的一个过程[20]。本论文中所指的社区治理，分别包含了城市和农村社区治理。主要是为了促进城乡社区发展，建设规范有序、安定和谐、环境优美、邻里友善型社区，社区内的行政力量、自治力量、社会力量在相关的法律基础和制度规范基础上，它们在社区规章制度内以有序的方式形成合力，并建立良好坚实基础，推动社区内各项事务良好运转，同时对社区内的其他事务提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进而构建一个健康和谐安全美丽的社会发展环境。
2.2 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
2.2.1 公共治理理论
公共治理主要是一种泛指由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所组成的群众性社会组织或者网络，共同从事对公共服务的管理，以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发挥作用的最大化，并共同负担责任的一种社会治理方法。从西方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公共治理都是西方国家所采用的指导性理论来进行社会治理，这种强有力的重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有效地推动了西方国家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型发展[21]。简·莱恩认为，公共治理理论主要对政府运作方式进行指导，它的理论框架不仅用于对政府政治决策进行分析，而且还对供给的社会服务的具体方式进行深入研究[22]。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革命性运动在公共管理领域引爆，一个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另一个就是治理运动，共同促进和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公共治理模式[23]，该治理模式强调它提供的服务是一种多元参与的合作关系注重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理论对丰富、完善并改进政府治理提供了另一种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有效途径，它为政府增加了新的视角并以此来促进社会服务供给方式的转变，这使得政府能够收集到社会不同层级的各种发声，进而推进政府对各方利益进行较好的平衡。
2.2.2 新公共服务理论
新公共服务理论主要指的是从市场与政治经济学两个基本方面出发来创新重塑公共服务管理行政理念和其核心价值，从而基本形成并初步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公共服务管理学和行政体系发展理论框架及其构成的行政理论实践框架，它本身其实就是行政管理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在对新公共服务管理行政理念及其进行深入批判、反思的理论基础上不断演变而来，对于加快构建一个公共服务型的公共政府体系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理论推动力和作用[24]。20 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一致承认它们开始经历了一个作为推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黄金历史阶段，西方乃至整个当今全世界都已经开始受到了工业现代化和推动信息时代技术革命的巨大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政府所正需要处理和面临的各种重要公共事务管理问题以及其所需要处理的政府正常管理运作的各种行政体制治理环境，较以前都更加复杂，这对于西方政府的公共行业事务管理行政治理改革工作开展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和更高的要求，使得各国根据自身迫切需要积极组织展开对西方政府体制进行结构重塑的改革运动，于是又在西方各国之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随后，新公共事务管理改革运动迅速深入发展并成为整个西方公共事务管理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领军者和改革主导者的方向。
第三章 达州市渠县社区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