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区管理论文，笔者认为社区管理主要包括社区环境管理、社区教育管理、社区文化管理等。今天无忧网为大家推荐一篇社区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区管理论文2018年精选范文一：过渡型社区居民社会融合问题研究——以苏州彩莲社区为例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的缘起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扩散，人口迁移逐渐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现象。自 80 年代之后，我国逐步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沿着劳动力无限供给曲线不断涌入城市，形成数量庞大的主动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据国务院研究室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进城农民工数量从 2004 年的约2 亿上升为 2014 年的 2.74 亿①，10 年间增长了 37%，年均增长率为 3.20%。同一时期，苏州户籍人口从 598.58 万人上升为 661.08 万人，共增长 10.44%，年均增长约 1%；而外来人口数量则从 330 万上升为 653.9 万，共增长 98.15%，年均增长约 7.08%。作为外来人口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快速的增量与庞大的存量既给城镇化的二次加速提供了历史机遇，又向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考验。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群体融合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型城镇化模式的必然要求。
如果说农民工群体是二元结构下诱导性制度变迁的产物，那么因政府的强势介入而被迫失去土地并离开农村的失地农民则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政府一方面通过征地拆迁和集中安置的方式完成失地农民的空间转换；另一方面通过权利变现和权利置换的方式完成失地农民的角色转换。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自 1994年开发以来，共产生近 15 万失地农民，这些农民在“三集中”、“三置换”的过程中基本完成了空间与身份的双重转换，进入了城市社会。然而由于征地速度快、对象体量大、农民资本弱、配套政策和措施不到位，导致失地农民与城市社会的空间距离的骤然缩短所产生的心理不适应机制更容易放大为社会风险，因此加快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也成为城市社会治理与和谐稳定长效机制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
在经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交换过程中，农民工与失地农民群体逐渐完成了身份变迁与环境易位的双重转换，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部分结构性社会排斥。并通过过渡型社区（“村转居”社区）这一制度交换和利益交互的媒介实现了两者物理空间距离的缩小，即失地农民以低价出租因征地拆迁而获得的分配住房以吸引追求城市低成本生活的农民工入住，两者通过过渡型社区形成群体接触并结成次生性弱关系。同时由于农民工与失地农民所兼具的身份相近、相对定居、长期共生、群体边缘和资本不足的共同特征，投射为过渡型社区与城市社会的空间区隔、群体区隔与心理区隔，构成了事实上的城市内部二元社区结构，也阻碍了这两大群体的城市社会融合，使得过渡型社区成为农民工与失地农民城市社会融入问题所在的“重灾区”；同时，由于农民工与失地农民在不同资源配置速率下呈现出多元化的生成机制和生存状态，使得两大群体内部逐渐分离出需求和资本各不相同的亚群体，这种有限空间中的高度异质性集聚也将过渡型社区打造成社会风险生成的“高压锅”；另外，过渡型社区中的农民工与失地农民都呈现出融入城市社会的共同诉求与倾向，该类社区设立的目的也正是实现城乡衔接，加速社区内居民的市民化。因此过渡型社区也成为农民工与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社会之共同诉求与发展方向的“踏脚石”（如图 1.1）。故以具有城市社会融入问题之“重灾区”与“踏脚石”双重性质的过渡型社区作为研究切片，分析其所承载的农民工与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演进路径与困境，具有典型性和前瞻性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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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社会融合理论在 18 世纪以来西方跨境移民数量膨胀、种族冲突不断、社会问题骤增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至今逐渐发展为主要包括“经典融合论”、“多元文化论”和“区隔融合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的三大流派。
“经典融合论”发轫于 20 世纪初的芝加哥学派，其代表人物帕克（Park）、伯吉斯（Burgess）在借鉴克雷夫科尔（Crevecoeur）“熔炉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融合范式，其认为“社会融合”是社会互动的四种情景（竞争、冲突、适应及融合）之一，可概述为“个体或群体互相渗透(interpenetration)、相互融合(fusion)，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①（Park, Burgess，1921）。相比起“适应”在组织结构上的变化，“融合”更倾向实质性的转型，是“人格和记忆的彻底转型”①。后经戈登（Gordon）等人的发展，社会融合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经典融合论”在承认经时间推移、语言习得、经济整合和文化适应后移民融入主流社会将是历史必然的基础上突出了主流社会文化的主导力量，强调作为弱势群体的移民在进入流入地后不可避免地向当地中产阶级看齐，并通过不断调整自身原有价值文化和行为模式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不可逆的线性轨迹（Alba and Nee，2003）。因此也被称为“同化论”。
“多元文化论”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该理论的滥觞与多元主义的兴起及“经典融合论”的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人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多元化需求和包容性理念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映射就表现为对多民族、多文化、多价值观的社会的呼吁和渴求；另一方面“经典融合论”所反映出的不同种族间不平等的地位和“直线式”的融入模式也饱受诟病。“多元文化论”的提出者卡伦（Kallen）强调移民在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并不必然也不应然抛弃自身原初文化特征进而迎合主流文化，相反，移民将在流入地重拾自身文化传统并编织建构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网络（Kallen，1924）。卡伦强调应在不同群体与集团之间保持享有“差别”的权利②，以此保护不同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并最终使所有参与者拥有同等的权利。该理论将社会融合归结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与调和，并在 70年代加拿大、瑞典等国家的移民政策制定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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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会适应的路径演进及其情景分化
一、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合的关系
相比社会融合，社会适应的概念既发轫于社会融合理论，因而不可避免地附着着社会融合的某些特质，如两者都可用于描述不同主体间的互动行为和过渡性社区居民对所处环境的调适过程；同时又因两者在具体时空背景下的应然与实然侧重互异，表现为主体能动的差异以及作用阶段的差别。具体来看，首先，社会融合强调的是个体或群体间的对等地位、相互作用和能动选择，并在平等主体的双向认同过程中融汇成一种新的文化范式。这种势均力敌的地位与共融文化的生成更多地带有终极而应然的意味。而社会适应则更符合实际情况，其一方面在客观上突出我国过渡性社区居民地理空间转移的单向性、城市空间中的弱势地位及其适应环境而非改造环境的弱能动性，承认了处在从定居向融入转轨过程中过渡型社区居民尚无足够资本要素禀赋以影响城市居民，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相互作用，从而构成既定时段内事实上的单向融入的主从关系；另一方面在主观上表达了过渡性社区居民融入城市的渴望与身份认同的困惑，以及城市居民作为“被融入方”的优越感和距离感，反映了在客观主从关系下一定弹性空间内的心理映射。其次，社会融合一方面更侧重于衡量不同主体间的交互状态，并提出了一种群体交融的理想目标和应然路径。另一方面在默认群体认同的同时也嵌入了过渡型社区居民市民化的目标和要求，这就使得只有当过渡性社区居民资本要素禀赋配比实现总体平衡并提升至城市居民的同等水平时，社会融合才成为可能。而社会适应既未强调过渡型社区居民资本要素禀赋需要达到何种程度，也未限定其资本要素禀赋与城市居民差异水平几何。相比社会融合的目标性设定，社会适应更贴近于过渡型社区居民的转轨过程，在不同资本要素禀赋存量阙如、配比失调和增量疲软所形成的多种组合中，社会适应的演进过程也就具有了多变可能。这种过程性和异变性的特征使得社会适应成为过渡性社区居民融入城市的逻辑中介，亦即社会适应构成了社会融合的先导阶段和必经之路，而社会融合则是社会适应生成的多种情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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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适应的路径选择
社会适应作为城市社会融入的逻辑中介，具有动态性、阶段性和非定向性的特征。Portes 就曾针对社会融合的方向提出了三种可能趋势：融入主流社会、融入底层社会及选择性融入，并且其为三种不同的路径选择设定了前提条件，即移民主体是否具有较高的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和教育资源（Portes，1992）。杨菊华认为社会融入的路径可以分为“隔离型、多元型、融入型、选择型、融合型”①。其中“隔离型”指移民主体未能融入主流社会，沦为社会边缘人；“多元型”指移民在经济方面完成与流入地居民的整合，而在其余领域保持自身原有特色；“融入型”指移民在经济、行为、文化、身份认同四个层面成功融入主流社会；“选择型”指移民在经济、行为方面与主流社会区别不大，但仍保留自身文化特色，并在身份认同中趋向于自己家乡；“融合型”指移民在经济层面融入主流社会，并在其他方面与主流社会相互借鉴交融（杨菊华，2009）。与社会适应分类相类似的，还有J.W.Berry 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自己原有文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