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简单描述下当时的清理行动是如何展开的？”
答：“那一次清理活动阵仗很大，镇政府联合市执法局共同参与了清理行动，警告我们一周内上岸。”
问：“那你们对于此次的清理活动有什么看法？”
答：“我们也没办法应对啊，政府说咱们没有养殖证，养鱼就是违法的，如果我们不听管控就能把我们抓起来。可世世代代搞养鱼以来也没让办过养殖证呀，所以我们几乎都没有养殖证，有养殖证的几个养鱼户也是后来才加入的。”
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办理养殖证，继续养鱼呢？”
答：“我们也想办证，一方面我们没上过啥学，不知道流程咋走；一方面我们也不想破费那个钱去搞证，养鱼本身也挣不了几个钱。”
问：“那次的清理活动最终怎么样？”
答：“经过那次清理，大部分养鱼户都弃船上岸了，也有执拗不上岸的，都被政府拉走改造了。我们反正也干不过政府，只能另谋生路了。”
通过这段访谈记录可以看出，养鱼户在此次清理活动中受到了很大冲击，大部分养鱼户都放弃了继续养鱼，新政策的实施在前期形成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结论与反思
一、环境问题宣称者的“意外之举”
国家环保部潘岳曾说“中国环境问题已成观念启蒙阶段进入利益博弈阶段，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力量之间必定有一个此起彼伏的拉锯过程。”陈阿江(2008)指出，水污染事件中存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涡河污染的出现是社会现象的产生，也是社会问题的表现。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是社会问题确立过程中的环节, 而是社会问题确立后的延续过程。对应到在“涡河污染”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我们发现涡河环境问题建构包含建构初始阶段、建构关键阶段和建构决定阶段。
在涡河环境问题建构初始阶段中，涡河下游的养鱼户是涡河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利益是驱动养鱼户将“涡河污染”建构成环境问题的动力机制所在。利益受损的养鱼户始终围绕着污染赔偿问题来建构“涡河污染”问题，利益成为了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当涡河污染造成的损失能得到赔偿的时候，村民对涡河污染并不关心。简单地说就是，养鱼户在得知能获得赔偿后，似乎并不想让涡河污染得到解决。
从涡河环境问题建构关键阶段来看，可以发现养鱼户、新闻媒体、网络媒体、政协委员等共同参与到了“涡河污染”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涡河污染”问题再次得以制度化，成为一个合法的环境问题。这其中的过程不断由问题的僵持阶段转为新闻媒体的再次介入，直至“河长制”的政策实施。根据总结的田野资料，在这一阶段的进程中，作为问题主张者的养鱼户对外宣称的目的是尽快再次获得赔偿，所以最后事件也在赔偿中得到平息。
到涡河环境问题建构决定阶段，可以发现在大众媒体和政协委员介入和助推下，才逐渐引起 B 市环保及渔牧林业局的重视，媒体报道蜂拥而至，“涡河污染”问题再次呈现在大众面前。随着问题解决，养鱼户似乎成为了“失败者”，因为他们失去了长期以来的“稳定收入”。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