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以2005-2020年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初始研究样本，以成本性态假设为基础，利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依次检验了我国上市企业成本粘性的存在性及行业分布特征；成本粘性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及已吸收冗余的中介作用和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2014年10月27日，财政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1]（下简称《意见》），这是我国第一次对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提出的指导意见。在《意见》的基础上，大量学者围绕管理会计这一主题展开了研究。成本管理作为管理层进行业绩预测、成本控制等决策的基础，是管理会计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孟焰等[2]在《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对我国2006-2013年管理会计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将“成本会计与管理”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对企业成本性态的研究，即探讨企业的成本额与业务量之间的依存关系，是成本管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由成本性态延伸出的成本粘性吸引着众多学者的注意。为了能直观地展示近年来成本粘性领域的研究热度，本文以我校经济与管理学院认定的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与国际B类及以上刊物为基础，以“成本粘性”（Cost Stickiness）为关键词，对相关论文进行检索，图1-1展示了2012-2021年各年发表的成本粘性论文数情况。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1.2.1 研究目标
本文预期完善成本粘性对企业风险影响的理论框架，通过机制检验强化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一步的，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的视角，研究导致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之间关系的驱动因素。本文具体目标如下：
第一，简要分析成本粘性指标的行业分布特征，研究成本粘性在企业中的存在性及行业分布异质性。
第二，研究成本粘性对企业风险的影响，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加固二者之间的关系。其次，从已吸收冗余这条路径出发，研究成本粘性对企业风险的影响机制。进一步的，从股权激励的角度出发，分析该因素在“成本粘性—已吸收冗余—企业风险”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第三，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的视角，运用断点回归设计，研究大股东否决权是否为驱动成本粘性对企业风险影响的因素，并基于产权性质进行异质性分析。
1.2.2 研究内容
首先，本文在对成本粘性的基本概念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文献综述。其次，本文以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2005-2020年数据为基础，简要分析成本粘性指标的行业分布特征，并实证研究成本粘性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再次，本文研究成本粘性对企业风险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引入股权激励以研究其对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本文引入大股东否决权，从第二类代理问题的视角出发，运用断点回归设计，研究大股东否决权对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关系的驱动作用。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成本粘性的存在性
2.1.1 理论分析
在经典的管理会计成本性态假设中，企业的成本可以分为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3]。这一假设将成本与业务量描述为线性正相关的关系，且斜率为单位变动成本（图2-1）。其后，基于规模经济等的非线性关系也应运而生[10]。然而，这些模型仅单一地从业务量的角度解释了成本的发生，没有考虑由于管理层决策导致的成本变动。
作业成本法（ABC）则强调了资源在成本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性[4]，其遵循“业务—资源—成本”的分析思路。在实际的案例研究中，学者也发现了作业成本法在成本分析上比传统模型更准确的证据，即相关的作业成本动因对间接成本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11, 12]。然而，作业成本法并没有给出“业务—资源”的联系方式，仍假定二者之间是线性的关系。Cooper and Kaplan[4]指出，经典的成本性态假设中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的差异在于短期内对资源调整的难易程度，多数资源只有在管理层根据资源调整成本的大小做出资源调整决定时才会改变，从而影响企业的成本。因此，资源的占用并不必然与业务量有关，还需要考虑管理层资源调整的决策。Noreen and Soderstrom[13, 14]使用华盛顿州立医院的成本数据，发现资源占用并不完全与业务活动线性相关。
2.2 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
Banker et al.[6]将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总结为调整成本、管理层预期以及代理问题，现有的关于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从这三个观点出发进行分析。
2.2.1 调整成本
调整成本的观点认为，当资源的调整成本较大时，管理层更愿意在业务量下降时保留未使用的资源以避免这一成本的发生。因此，成本粘性应该随着资源调整成本的增加而增加[5]。Anderson et al.[5]使用资产密度和员工密度作为调整成本的代理变量，发现了调整成本增加成本粘性的证据。孔玉生等[19]在中国市场亦发现了这一现象，但孙铮和刘浩[17]未能找到支持的证据。
人力成本是企业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地区的劳动力保护法律制度则会极大影响企业进行劳动力调整的成本，从而影响成本粘性。Banker et al.[25]使用不同国家的就业保护立法条款作为劳动力调整成本的代理变量，利用1990-2008年19个经合组织国家的企业数据，发现企业层面的成本粘性程度随国家层面就业保护立法条款规定的严格程度而变化，二者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刘媛媛和刘斌[30]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文章从我国颁布《劳动合同法》的角度出发，发现该法的颁布提升了企业的成本粘性。文章认为这是由于劳动保护使解聘难度增加，企业在人力成本上的调整难度增加，成本粘性增大。然而，江伟等[31]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文章从《最低工资规定》出发，认为《规定》的出台使企业预期雇员成本增加，企业为降低机会成本解聘员工，反而会使成本粘性下降。Chang et al.[32]则根据成本的类型分别进行了研究，文章发现，随着公会这一保护劳动者权益机构的强大，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粘性会显著增加，而销管费用粘性则有所下降。Gu et al.[33]则从产权性质的角度思考了劳动力成本给企业资源调整带来的影响，从而影响成本粘性。由于政府官员可以在企业销售下降时通过限制裁员来影响企业的用工决策，因此可以发现国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更大的粘性。Chang et al.[34]发现，企业的工会力量越强，其劳动力的调整成本更高，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粘性增加。Golden et al.[35]从企业对熟练劳动力依赖的角度出发，得到了劳动力调整成本增加劳动力成本粘性的证据。Sualihu et al.[36]从分析师预测属性的角度出发，认为由于劳动力成本信息包含在分析师的收益预测中，更准确的预测信息可以使股东有效监控管理层的劳动力成本支出，从而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
第三章 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 ············· 19
3.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19
3.1.1 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 ··················· 19
3.1.2 已吸收冗余的中介作用 ··················· 20
第四章 大股东否决权、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 ················· 52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52
4.1.1 大股东否决权、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 ·················· 52
4.1.2 产权性质的异质性 ················· 53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3
5.1 研究结论 ···························· 73
5.2 管理建议 ························· 74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74
第四章 大股东否决权、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4.1.1 大股东否决权、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
在第三章中，本文基于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仅展示了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之间正相关的关系。然而，这一关系产生的原因依然无从得知。Banker et al.[6]指出，企业的成本粘性是由调整成本、管理层乐观预期以及代理问题导致的。因此，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之间正相关的关系是由成本粘性的三种动因部分或一起作用产生的结果。
代理问题是成本粘性产生的原因之一，而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制度不完善且股权高度集中，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第二类代理问题较为严重[140]。因此，本文从第二类代理问题的角度出发，分析大股东否决权是否为驱动成本粘性与企业风险正相关关系的原因。
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34%时，即拥有了对公司特别事项的否决权。尽管这一否决权并不能使需要二分之一表决权的普通决议通过，但这种对企业合并分立以及修改公司章程等特别决议的一票否决权，仍会增强大股东投票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从而导致“弱化激励效应”和“强化侵占效应”[141]。一方面，大股东获得否决权导致现金流权的相对下降，使得大股东提升企业价值的激励作用减弱。另一方面，大股东在持股34%获得控制权优势后，通过掏空以侵占企业利润的机会主义心理增强。其中，大股东的强化侵占效应占主导地位。
具体来看，当大股东拥有对特别事项的一票否决权时，一方面，能够引导企业合并、分立的方向。由于合并在性质上属于并购[142]，组织结构上的分立则又与多元化经营存在必然联系。因此，大股东对企业合并、分立方向的引导，更有利于其过度投资进行盲目和低质量并购、建立多元化集团，从而扩大企业的控制性资源以谋取控制人收益[143]。这些资源的投入并不会因为收入的减少而被及时削减，造成成本粘性。由于这些未被及时削减的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