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武术教育作为教化手段,内蕴国家､社会对个体的培养预期,其间必然要通过多姿多彩､定位不一的身体塑造来努力实现其教化目的,如梅洛·庞蒂所言:“在正常情况下,运动的每一个样式在作为一个表象呈献给我们的同时,也作为一种确定的实际可能性呈现给我们的身体｡”法国知名哲学家梅洛·庞蒂曰:“世界之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换言之,“身体”,作为人之存在的根基,并不只是客观生理意义上的肉体,更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等所建构而成的意义复合体,其本质是一种“思想性的存在”｡身体具有隐喻性,意味着身体不仅是一个自身关联统一的存在,同时身体并不停留于自身,而是超出自身,向世界开放｡正如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所言:“生命就是对生命的超出｡身体也总是比身体多出一点什么｡这多出的一点既是意识,也是事物;既是语言,也是历史;既是可见者,也是缠绕在人们身体中的不可见者｡这种多元､泛及于论述和非论述层次的长期氤氲､深度浸透､整体沉淀便构成了本研究的视角——身体｡
因此,梳理学校武术教育自1915年开展以来的百年历史,检视与把握在学校武术教育中广泛存在､具有丰富意涵的身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角色呈现并勾勒出身体变迁的景象,以此来厘清学校武术教育中的身体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变化才有今日之呈现;这种身体的发展隐藏了什么样的历史特定性与规律性?能否对当今学校武术教育中的身体发展产生前导性效果?此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寻觅适切答案之举,对加强认识和研究学校武术教育无疑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察史观今,以期为新时期武术在学校的传承厘清历史逻辑与寻找理论依据｡
1身体的历史与转向
身体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对每个民族､每个人来说又是普遍而特殊的问题｡虽然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注意到自己的身体,但人的身体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却经历了不同的遭遇｡在西方,从古希腊荷马对英雄“高大”“魁伟”“英俊”的形象赞美而流露出崇拜的身体,到毕达哥拉斯在数学的理性下将其隐喻成灵魂之坟墓的身体;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将其看作是束缚灵魂而欲摆脱的身体,到奥古斯丁禁欲主义下落落寡欢､弱不禁风的修道士的身体;从阿奎那“人是感性和自然的实在”下的灵肉合一的身体,到皮特拉克主张哲学与神学分离下对古希腊文艺复兴中的维纳斯､大卫的美丽､强壮的身体;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中摆脱禁欲主义而营造世俗的身体,到弗朗西斯·培根科学时代的身体;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对理性的推崇而造成的从身心二元到身心一元转变的身体,到伏尔泰､卢梭､康德基于对理性的批判而得以拯救的身体;从黑格尔唯心的“认识是精神的,无需身体的介入”逻辑下的可有可无的身体,到费尔巴哈唯物的“身体是精神的基础,是第一位的存在”指引下第一次超越灵魂的身体,再在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与费尔巴哈的唯物综合起来理解人时,出现了超越前二者的劳动的身体;从尼采“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中获最高赞礼的权力身体,到德勒兹享受自由与美感的身体;从福柯陷入被奴役的消费主义的身体到梅洛·庞蒂发现身体美学的身体,身体的地位历经沉浮而终被拖出意识哲学的深渊,从被熟视无睹真正走向关注的中心｡
在中国,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场域中,呈现出“身和心､物质和精神､凡俗和神圣､天和人､人和社会都是合一的,没有排斥性的二分”,“无论身心冲突与紧张达到何种程度,其基本景观仍是一元的,形躯与心神融构交洽”的身体观｡萧统有言:“亲己之切,无重于身”｡身体就是赖以支撑起中国文化体系的阿基米德点,安身立命被视为传统文化的终极旨求｡认识上,下学上达､能近取譬一直是国人把握世界之方法论的不二法门｡穷源以竟委,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化是从“工夫即本体”“事必躬亲”的身体出发,而不是靠抽象思维来体会世界｡如从先秦《尚书》的“慎厥身”(《皋陶谟》)､“祗厥身”(《伊训》)､“修厥身”(《太甲》)的对天进行身体性,还原到《周易》“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从身体出发构建世界图式;从周礼“反求诸己身”的社会伦理加诸于身体,到儒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日三省吾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的从自身身体出发来表仁达道,即作为中国文化“元知识”的轴心时代,其哲学就承认身体的感官功能及存在,强调身心兼修提高生命质量,凸显身体的社会性｡秦汉以降,在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儒家的“内圣外王”成为个体的行动指南｡而儒家重义轻利､崇德贱力的传统有严重的偏弊｡
尤其到了宋明,在玄学与佛学的氤氲下,“内圣”强于“外王”,为“心之识”强于“身之行”提供了契机｡重文轻武甚嚣尘上,成为文化传统,在“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见心计材武,便憎恶斥为小人”的价值思维下,导致了“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赢气弱,不耐寒暑,其死仓猝者,往往而然”“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身体｡及至清末民初几千年未遇之大变时,从他者口中“东亚病夫”的身体,到社会精英“取道西方”强种保国的身体;从建国后应试教育使然下重智育轻体育而弱化的身体,到现在的亟待提升体质的身体｡
历史的回溯给人以清醒的认识｡身体作为以肉体为基础的多维度､多意蕴的“思想性存在”,在中西方大致基本经历了由“崇拜”到“遮蔽”,到“缺席”“自觉”“出场”,再到“凸显”的变迁历史｡“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身体上的某物的称呼……它寄寓在你的身体中,它便是你的身体｡”身体史上,肇始于尼采哲学思想的人们开始对身体进行肃反和正名,从萨特､梅洛·庞蒂､福柯､罗兰·巴特到巴赫金､德勒兹､弗·詹姆逊､伊格尔顿,他们的理论话语正在愈来愈清晰地书写“身体”的形象和意义｡
身体与灵魂二元论的观念以及蔑视身体的传统逐渐式微｡身体作为一个不可化约的符号逐步凸显于理论视域,转向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语言和艺术的各种思想面向｡于是诸如身体政治､身体叙事､身体社会学､身体传播学等各种关涉身体的理论的衍生,使得身体成为被关注､被尊重的对象,日益引起重视,其价值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高度饱受珍视｡
2身体在学校教育中变迁的学理检视
学校教育是以人的身体为基础进而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然而在教育认识上身体并没有被问题化｡受“抑身扬心”传统影响,教育研究中身体一直处于“隐身”状态,强调了人的能动性､精神性一面,身体仅以“物”的形式出现,它是心灵的物质载体,是“革命本钱”,是“有机体”,心理学上被缩化为脑｡也即为人的发展提供可能性的身体在教育的场域中是的的确确“在场的”,是被“惩罚与规训”的,可在人的认识上又是“缺席的”和“被遮蔽的”,但是身体之于教育､个体自我建构的本源性意义和作用在教育研究中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身体在各领域研究的深入,如身体现象学探究身体之于人的本源性意义;身体社会学探讨身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符号性意涵,身体对社会生活的实际组织过程所起的作用;身体政治学试图揭示身体与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身体文学把本能､欲望作为一种叙事资源,诸学科的发展使得身体与教育的研究表现出温热渐强的体征｡这让以身体为基础的教育,尤其是直接以身体为载体和媒介的包括学校武术在内的学校体育教育找到了透视棱镜｡
毕竟自然与文化交杂混合的身体真切地铭刻了教育的历史印记,不但二者的哲学关系就是主仆之间最为信赖和忠诚的情感联系和道德依附,而且学校教育中的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上还表现出了不断变化的特征｡对学校教育中的体育来说,往往存在这样的两种倾向:一种是把体育行为看作是人类追求嬉戏的动物本能的展现形式,即“人的自然化”;一种是把体育行为看作是某种基于社会理性的实践形式,即“自然的人化”｡其实这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形式,它因受环境的制约,表现为“人的自然化”,又因可反作用于环境,而表现为“自然的人化”,这其实是一个“手牵手”相互促进的过程｡
这意味着身体的生成不单牵涉一个生物的存在,还涉及到教育中其他因素,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公共卫生等可能渗入到身体建构过程之中,使它成为一个无始无终的生产过程｡以教育的场域与社会而言,杜威把学校比喻成一个“小社会”;涂尔干则更形象地提出学校是社会的影像,学校模仿社会,以及“社会有机论”都指出“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审视要放在社会大系统中进行｡
因此,这些自然身体之外的因素会透过它们所能掌握的细微管道,在肉体已然存在的前提下,主宰或影响身体的建构过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