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是如何的与政治革命不可分离
[摘 要]：这里说的现代化,不是指他的理想型,而是指一个过程;所要处理的不是近代中国史上有关现代化的种种议论,而是一些近代中国研究学者有关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体制和思想的发生、发展的部分解释。探讨中国现代化的资源所在及其具体表徵,是美国近代中国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自费正清(John Fairbank)以来,美国的近代中国史学者曾对此提出了种种解释,考察其间的一些代表作品,对于学术界正逐步展开的用现代化概念来关照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或许可以得到有益的他山之石。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社会变迁
一．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①。之所以会出现这个变局,是因为经历了现代化的初步阶段的西方,凭借其优势的科学技术、强大的工业文明和理性化的组织行为方式,开始挑战以中国为首的所谓的“东亚朝贡体系”②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国本身也被迫加入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提出过的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的进程。为应对这一变局,中国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社会集团都曾进行过思索和实践,这个进程的实质,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向西方学习”。他的老乡,一个叫曾廉的湖南乡绅则表述为中国人在“技”、“政”、“教”的层面不断的“用夷变夏”的过程③。陈独秀和梁启超也在20世纪初年先后总结过。陈氏称:“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拙,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 109页)。梁氏则称:“古语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近50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1922年)这些因应变局的变革之主题,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东西方的学人曾从不同的角度作过概括。韦伯(MarxWeber)一再发问:为什么在且仅在西方世界曾出现(至少我们认为)具有普遍性意义及价值之发展方向的某些文化现象(韦伯作品集,卷五,第448页,《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化》)?早年在美国研习政治学,回国后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蒋廷黻于1930年写成《中国近代史大纲》这本颇有洞见的小书,在序言中他指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1]追随蒋氏从事近代史研究的郭廷以,在创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后,即以现代化作为全所研究的主要问题[2]。曾受惠于蒋氏的费正清经常用早期现代化理论作指导,以为中国现代化主要是受西方冲击而产生、发展,西方的冲击造成中国社会的极大的结构性变动,引起一系列的改良与革命。加州大学的列文逊(Levenson)教授把这一理论用于近代中国的思想史、制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著成《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和三大卷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3]117。
二．因为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及史学风格的变化,也因为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明清以来的中国历史的认识的深入,美国的中国史学者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解释,转而着意于抉发这一变迁的内在的文化、社会资源。首先表现在思想史研究的领域。
史华茨(Benjam Schwarz)对严复的研究。史氏指出:严复总体上信奉现代的个人功利主义伦理观,又赞许“孝”的价值观,现代因素与传统因素是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绝对无法将它分成“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两个互不沟通的部分[4]。柯恩(PaulKohen)对王韬的研究。柯恩发现,王韬的历史观充满矛盾,这正足以反映中国传统历史观的复杂,史家不宜对中国传统采取过度简化的态度[5]。贾祖麟(Glide Don)的胡适研究。贾祖麟看到,胡适信奉这样的信念:新的东西只能把它移植到一种活的历史经验上时,才能繁盛起来。胡适的创造新的政治、社会的第一步是思想改造的观点也是深植于儒家传统[6]。艾尔曼(Benjamin Elman)论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与社会的变化。艾氏在研究清代的学术思潮时发现:中国思想传统本身具有自变的能力[7]。通过论证,他们认识到,“研究近代中国思想与研究近代以前的思想是分不开的”[8],而随着对近代以前思想的研究的展开,他们提出了对于韦伯观点及新韦伯主义者的质疑。狄百瑞(de Bary)、墨子刻(Motserk)对韦伯的观点提出了异议。狄百瑞反对那种认为理学是把传统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是桎梏中国人思想的枷锁,是一套僵死的价值观念等等说法[9]。墨子刻认为韦伯对于儒学人性观念和道德生活观念的理解显然是错误的[10]。当然,思想文化史领域的探究也还存在缺陷,学人们利用的解释架构仍然是“传统”与“现代”两极对立的模型,但它同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强调中国社会自变性的研究取向是一致的[11]。然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许多学者大胆借用了哈贝玛斯“公共领域”的理论,在这两个领域都提出了新的问题。
三．哈贝玛斯(Habermas)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出版于1962年, 1974年在英国出现了题为《公共领域:一篇百科全书式的文章》的英文节译本, 1977年Richard Sennett将此书的理论用于分析美国政治,写成《公众的衰落》一书, 1989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了ThomasBurge的英文全译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曹卫东翻译的中文本。哈贝玛斯认为:欧洲公共领域的发展,是欧洲社会与体制变迁过程的一个部分[12]。历史学者发现中华帝国后期和前近代欧洲在社会和体制发展方面确实存在相似性,虽然这种相似性十分有限。就思想发展这一面看,“公—私”、“public-private”两组词语的用法及其演变上看,中国和欧洲也有很大的相似性[12]。于是,美国的近代中国史学者们大胆借用哈贝玛斯的这一理论来分析中国帝制后期和民国时期的历史变迁。这种分析,主要集中在观念史和制度史的领域,前一领域主要是考察在清末急剧扩张的政治参与中“公”的观念的含义的变迁所起的作用,后一领域则集中探讨“公”作为集体财产所有者和社会公共设施管理者的领域的情况[12]。关于前者,张灏谈到:“正是对‘公’的理想的探讨中,梁超出了传统的利他主义的含义,巧妙的提出了民权的内容。用梁的话说,‘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3]128程一凡也强调,像“公”这样的传统词汇对于近代民族主义事业的适应于朝廷[12]。
后一领域的研究,罗威廉认为,导源于孔飞力(PhilipA. Kuhn)的两本著作。孔发现:传统名流(elite)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中国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在他们之中产生有才能者和受教育者,保证村社例行事务的延续,在全国范围内起着联系官僚机构和当地村社、城市行政中心和农村腹地的作用[13]。“他认为,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社会权威及权利结构、儒家精英阶层的凝聚力已经开始崩溃瓦解。”(韦伯作品集,卷五,第448页,《资本主义精神与理性化》)
自后,许多著作都接受了孔的“咸丰以后地方权力逐渐转移于地方精英”的假设,最早明确地用“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工具的Keith Schoppa的《中国精英和政治转换》即是如此。Mary B. rankin则认为在太平天国的动乱之后,地方精英分子的管理事务的功能已经超出传统的界限,他们将民族主义与地方主义的关系以崭新的方式融合在一起,从而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有了新的看法,进而卷入了地方与清廷争权的活动。罗威廉认为十九世纪后期,城市的商人组织开始取代城市政府的正式工作,最终导向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地方行动主义[11]。
四．同前述把现代化作为解释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题相比较,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构成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说法一直是大陆学术界描述、解释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指导思想。近年,有论者谓:“有的学者以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是‘近代化’,把中国从十九世纪以来改革现状、改革社会的努力称为近代化运动;也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革命。我觉得,近代化的理论如果否认或轻视历史上的斗争和革命,那的确是不正确的,至少不适于近代中国历史,但以它作为观察中国近代史的一种角度,它同后一种看法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它们可以互相补充,使我们获得更加丰富的历史知识……事实说明,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是如何的与政治革命不可分离。”[14]很明显,他们试图融合这两种解释。
[参考文献]
[1]氏著.中国近代史“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9.
[2]张瑞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M].北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5.
[3]氏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4]氏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 1990.
[5]氏著.王韬关于变化的世界的思想[M]∥王尔敏,郑宗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北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8.
[6]氏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336、365.
[7]氏著.从理学到朴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