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学论文，本文采用 2011-2018 年我国东部地区 11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首先对产业结构发展和金融集聚发展现状及区域特征进行分析；其次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并借助偏微分分解方法，研究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分样本实证探讨南北异质性；最后从时间和空间双重角度探索了金融集聚影响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检验及分析。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在新发展阶段，面对复杂的发展形势及新冠疫情的冲击，必须通过改革和创新，加快发展现代产业系统，构筑以金融有效、便捷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制度机制，推动产业系统的优化和升级。金融业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在新形势下产业的转型升级中起到重要作用。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高速进步，金融资源突破地理限制向高效率、高收益地区加速聚集，使金融产业在地区出现了程度不一的空间集聚，金融集聚已成为现代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式，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东部地区战略地位突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东部地区利用其沿海地理优势、国家政策优势及对知识人才的吸引，不断发展经济总量、优化产业结构，其土地面积仅占国家领土的 14%，GDP 总量却占全国 56%，港口优势更使东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比高达 84%，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也是诸多领域改革的“试验田”和“示范区”。但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也将制约东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截至 2019 年，东部地区三次产业布局为7：39：53，世界上发达国家如美国三次产业布局为 1：24：75，相比之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发展仍有一定的差距。此外，从最新金融中心城市排名来看，国家金融中心是上海，国家重要金融中心包括北京、深圳、广州、杭州、天津，全部位于东部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东部地区金融产业发展优势明显，具备金融集聚助推产业结构发展的条件。研究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将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借鉴发展经验，放大金融带动作用，促进我国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南北分化”的特点初现。当前，我国地区的差异正在逐步从“东中西差异”变为“南北差异”，自 2007 年到 2012 年期间，南北方省市区的经济总量增速差保持 0.5%左右，2013 年逐渐出现“南快北慢”的趋向，尤其 2016 年南方 GDP 增长速度甚至高于北方接近 2%。在各省区市公布 2020 年的经济数据中，南方地区 GDP 增速比北方高 1.3%，增速层面“南快北慢”的局面再次凸显。因此，在研究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时，将“南北差异”考虑其中，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1.2 文献综述
1.2.1 金融集聚相关研究
“集聚”概念源于“产业集聚”一词，是指某一地域里同一类型的产业资本要素的大密度的聚集。金融行业作为特殊的一类产业，金融集聚现象出现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究其动因、度量及效应分析三个方面。
（1）关于金融集聚的动因研究。Tayor（2003）等实证分析了伦敦城金融集聚现象，认为地理层面上的临近和线下接触会加强人际及交易往来，熟练劳动力供给增加及向心力市场的形成，一方面使伦敦金融行业集聚发展持续加强，另一方面使集聚区企业的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反过来又将促进集聚的増强[1]。Bossone（2015）认为，金融集聚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信息本身存在的外部效应，集聚区内信息高速流动，金融中介机构搭建平台，资金供求双方在此平台上进行交易，通过对相关信息进行定价，金融机构从中获取资金时间价值及佣金收入，进而提高整个行业链的平均利润率[2]。Johanna（2012）则提出金融集聚产生原因在于本地化，由于地理临近提高了社交网络、技术知识溢出以及金融业务开展的便利性[3]。车欣薇（2012）凭借概念解析金融集聚的形成原因，认为地域会影响很多方面，比如较大的金融产品份额、较大规模型经济及较多的金融信息量等会吸引金融机构选择进入该地区，不断加强集聚[4]。孙国茂（2013）认为金融集聚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因区域实体经济发展增加对金融资源需求而产生的“自然式金融集聚”，另一种是政府通过经济相关政策工具，促使金融机构在某一区域内聚集而形成的“政府引导式金融集聚”[5]。王如玉等（2019）从城市层级角度分析，认为城市所处等级越高所能聚集的金融资源越多，越能促进金融集聚的形成。而利润率与生产效率是吸引资本的关键因素[6]。
（2）关于金融集聚的度量研究。国内外学者关于其度量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指的是单指标度量法，白彩全（2014）通过计算 LQ 指数、赫芬达尔指数（HI 系数）以及基尼系数（G 指数）对我国中部六个省份的金融集聚水平进行度量[7]。黎杰生（2017）运用区位熵指标，分别测得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聚集密度[8]；另一类指的是综合指标度量法，茹乐峰（2014）选用因子分析法，从金融背景、规模、密度、深度四方面建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全国 286个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水平并分析[9]。谢婷婷（2018）基于省域层面数据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金融密集程度这些方面，结合熵权法建立指标体系，对我国各省集聚水平进行测度[10]。鲜谆（2020）则从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两部分组建金融集聚综合测算指标体系，并且借助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全国各地区的金融集聚指数[11]。
第二章 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分析
2.1 金融集聚相关理论
2.1.1 金融集聚概念界定
现有文献中，各学者们对金融集聚并没有进行统一的概念总结。按照产业经济学的分析，产业集聚就是相同类别的产业聚集在同一个地理空间的现象（Porter，1990）[54]。具体到金融产业，主要是指金融机构及其监管机构、跨国金融企业等在某各地区集中，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发展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王雪，2010；谌妙，2017）[55]-[56]。也有学者提出，金融集聚不仅是一种结果，也可被看作是一种发展状态和过程（周倩等，2018）[57]。
根据诸多学者关于金融集聚概念的界定研究，本文认为应从两个角度来解读其含义。一方面，从金融资源状态分析来看，金融行业的集聚是一个动态和平衡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达到静态平衡的一种结果。在动态化的视角下，金融业集聚性表现出各类金融资源流向有区位和经济优势的地区，实现了空间意义上的集中，逐步形成某种规模的过程，具体如图 2.1 所示。静态视角下，金融集聚是指资源在某一地区融合后形成的金融中心，是前者动态视角下发展的结果。
另一方面，从金融资源流向来看，主要又两种流动方向，即金融资源的集中和扩散两种。集中是指区位优势下，某一地区吸引大量金融资源不断给向该地区汇集的过程；扩散是指金融资源向周边地区转移，使原集聚区资源密度慢慢降低的过程。核心区域金融集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逐渐引导低效率的落后产业、相关资源从核心集聚区向周边地区转移，同时吸引先进技术及优质资源进入核心集聚区，由此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可见，金融集聚不仅是增“量”的过程，更是提“质”的过程。
2.2 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理论
2.2.1 产业结构升级的界定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结构中三次产业各自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产业结构升级则是指产业从低级层面向高级层面进行转化的趋势，即生产要素逐渐向高效率、高收益的产业移动趋势。总体而言，学者们广泛认可的产业结构升级基础理论有如下三种：
（1）配第-克拉克定理
配第-克拉克（Petty-Clark）定理是西方经济学中关于产业结构升级最早的理论。配第（Petty）提出商业部门收益最高，然后就是工业，得到的效益最低的则是农业。由于行业收入的差异，导致产业间的劳动力分配发生较大变化。克拉克（Clark）基于此结论并结合三产业劳动力分布数据提出配第-克拉克定理，即随国民收入水平持续上升，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弹性与投资报酬存在差异，劳动力会沿着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三产业梯度转移，转移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
（2）库兹涅茨理论
库兹涅茨（Kuznets）理论是在配第-克拉克（Petty-Clark）定理的基础之上，从公民收入情况和劳动力流向两个维度研究产业结构演变过程。该理论提出，随着地区经济总量持续扩大，一产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二产和三产所占比重逐渐上升，但劳动人口更多的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三产业。
（3）霍夫曼经验定理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Hoffmann）在探索了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发展的演化规律后，把消费品部门和资本性品部门之比确定为霍夫曼比率，提出随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霍夫曼比率将逐渐缩小，即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比率逐步提高，将远远超过劳务密集型行业，产业结构将从目前以第二产业为主导逐步转变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导。
第三章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和金融集聚发展现状及区域特征..........................18
3.1 我国区域发展的新特征..................................18
3.1.1 当前国家区域经济战略概况...................................18
3.1.2 经济发展“南北分化”初步显现............................. 18
第四章 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35
4.1 模型选择与估计方法...............................35
4.1.1 空间权重矩阵设定..............................35
4.1.2 空间相关性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