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能否实现协同推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成败得失。十八大对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提出新要求，即＂政社分开、权责明确和依法自治＂。至于如何形成这一体制，则要通过＂去行政化、取消双重管理体制、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进而在2017年前为争实现，这是十二届人大议定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顶层对社会体制聚焦更多，在思想层面着重强调＂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指引，深化经济与社会改革进程全面开后。行业协会商会作为社会组织的大类，是市场与政府之外＂第三部门＂的代表，在改革过程中地位与作用愈发重要，正身处新的发展、改革大时代。
在我国，行业协会商会作为官方定义的四类社会组织之一得到优先发展，且至今在四类狂会组织之中发展得最为充分。在理论与实践领域，行业协会商会对于深化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都被寄予厚望。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及市场运行机制，离不开行业协会商会。市场主体的诉求及变化，政府很难及时、准确地把握。过往＂外行指导内行＂的发展方式，行政资源浪费且腐败滋生，有损市场环境的公平，也压制了合理竞争。而因生于市场、贴近市场，行业协会商会对市场回应敏锐。但现实中却往往被排除在促进企业转型的制度设计之外，因而难以发挥其特有优势。旧管理体制下，因＂戴着市场的帽子、舞着政府的鞭子、坐着行业的轿子、供着官员的位子＂，行业协会商会常遭垢病。当前，由于市场经济远未成熟，加之社会领域诸《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管制，使其在生存、作用发挥上面临不小困境。一方面，政府在环境、资源等方面未给予包括行业协会商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足够支持，反而制约重重；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商会自身还没有足够能力发挥作用，不足以作为＂组织化的私序＂来弥补政府作为＂公序＂管理行业时易产生的失灵。外部限制、能力不够是当前行业协会商会发展困境的两方面，送就要求：一方面，需要厘清政会关系，努力突破旧有管理体制限制，化解外部制约以实现管理方式的变革与创新，即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另一方面，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构建合理的后续培养与监管体系，以提高行业协会商会能力，即实现后续发展。两者相互承接，相互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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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政策如何产生实效？只有付诸执行。从现实来看，置身于愈发复杂、不确定的政策环境，公共部门治理的难度明显加剧。公共政策作为实施并实现治理的手段，也面临失败的挑战。上世纪70年代前后，政策执行失败现象在西方国家变得常见，学界开始关注执行对政策的重要性。在我国，公共政策亦遇到实施困难。上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学者开始借鉴国外理论展开政策执行研究。然而，这种借鉴始终包含适用性争议，需要更多理论与实证研究加以检验，这是本文的第一点理论价值。作为一项典型的公共政策，脱钩的执行是否也能够回应既有政策执行理论的解释框架，还是存在哪些特殊性？这是任何单一政策的执行研究都须重视的问题。
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从理论上来说除了对脱钩问题本身的关切，在更宏观意义上涉及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管理体制的探讨。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市场与狂会的力量日益壮大，治理模式呈现出从国家与市场到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结构的转型。行业协会商会作为互益性社会组织成长迅速，成为观察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管理体制的理想对象。其发展也映射了我国社会力量的成长与日益增进的影响力。
二、现实意义
按照实践经验和预期，行业协会商会在现代社会组织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将愈发重要。首先，它对内服务企业经济，这是完善我国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有助于化解当前经济发展的结构困境；其次，它对外开展行业治理、承接政府转移职能，这是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与方式的趋势。虽然行业协会商会也存在如市场、政府一样的＂失灵＂状况，但其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合理发展。良善的经济与社会治理需要行业协会商会扮演角色，但其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因而，行业协会商会研究具有回应现实需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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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研究设计
第一节研究方案
一、概念界定
政策执行。在最简明的意义上，政策执行是将政策（目标）付诸实施的过程（或活动）。在文献综述部分，笔者对政策执行及其理论做了梳理。本文追随已有研究的观点，认为政策执行是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运用各类政策资源，采取各种相关行动落实改策方案，从而实现政策目标的活动过程。
政策恃征。本文所指的政策特征，主要源于洛伊、马特兰德关于政策类型与政策执行类型的研究。两位学者所构建的政策执行类型分析框架，出发点就是对一项具体政策的政策特征的辨析。在辨析政策特征的标准方面，洛伊以政府强制力的方式和强制力可能性为标准。在洛伊的分析框架中，同时也对政策目标群体的集中与分散程度加以关切，这表明政策执行对象也是政策类型划分的一个方面。马特兰德则以政策的＂模糊一冲突＂程度作为标准，考察政策目标、政策手段对执行的影响。两位学者的研究至少表明，政策特征表现在内容与对象两个方面，前者包含着政策目标、执行手段，而后者则考虑到政策实施的执行主体和作为目标群体的执行对象的特征。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本文定义的政策特征，在内涵上至少包括了政策目标、执行手段、执行主体和执行对象四个维度；在程度上则可表现为模糊与冲突两个特征的高低水平。本文的研究，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展开的。
政策执行类型。本文主要借鉴马特兰德＂模糊一冲突＂理念下定义的执行类型框架。根据模糊与冲突的程度，政策执行的类型指向了行政执行、政治执行、试验性执行和象征性执行四个类别［见表2-1］。具体来看，资源、权力、情境状况、联盟的力量是相应执行类型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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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文献述评部分，笔者通过梳理引出马特兰德、洛伊基于政策特征、政策类型分析执行的理论观点的价值。一方面，洛伊的政策类型理论以政府的强制力作为政策分类标准，从强制的可能性与强制发生作用的途径两方面加以考察。在他的分析框架中，体现了对执行对象、执行手段的关切。另一方面，模糊性和冲突性，是马特兰德对于任何一项政策（及其特征）认识的出发点。关于政策的模糊性，他认为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是这种模糊性的两个方面。一项政策固有的模糊性的程度以明显的方式直接影响了执行过程。而政策的冲突性，将同样会以不同的强弱程度影响执行的进程。因而，作为政策特征的两个方面，冲突性与模糊性对于厘定一项政策，以及这项政策之后的执行方式和相应影响因素来说，具有先导意义。马特兰德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政策执行的＂模糊一冲突＂模型，执行将根据模糊、冲突的程度呈现四个类型取向［表2-1］。
同时，影响四种类型取向执行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存在明显差异。行政执行的结果取决于资源禀赋，政治执行的结果取决于权力，试验性执行的结果取决于情境状况，而象征性执行的结果则取决于联盟的力量。另外，在冲突性与模糊性的关系上有必要说明的是，马特兰德认为，通常在任何？项政策的制定中，冲突性与模糊常常被消极地联系起来，即模糊导致冲突。然而这种设定并没有考虑到明确性的消极影响，或者说模糊性的积极影响。事实上，在执行过程中，执行目标与手段的模糊性常常是出于降低冲突性的考虑。通常情况下，自上而下的执行思路建议消除政策模糊性，而自下而上执行思路却警惕这是否会带来冲突，以及会使冲突达到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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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央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政策的特征与执行..............20
第一节政策目标的特征与变迁.................20
第二节执行手段的特征与变迁...............22
第四章地方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政策的特征与执行差异：温州市、南京市................29
第一节温州市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政策的特征..................29
第二节南京市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政策的特征..............31
第五章地方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政策的将征与执行差异的原因——脱钩政策的影响因素................40
第一节两地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差异..................40
第二节两地行业协会商会自主性差异..............40
第六章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政策特征影响下的执行类型取向与策略
第一节政策特征影响下的政策执行类型取向
基于中央与地方行业协会商会脱钩系列政策的特征及其原因追溯，笔者发现，政策从目标、手段、主体、对象各个方面所体现的模糊性与冲突性，易使政策的不同方面呈现不同的执行类型取向。事实上，马特兰德关于执行类型取向的见解，也由政策的模糊性与冲突性延伸而来［表2-1］：模糊性与冲突性皆低，政策易走向＂行政执行＂；较低的模糊性和较高的冲突性则滑向＂政治执行＂；较高的模糊性和较低的冲突性体现了一种＂试验性执行＂的取向：而模糊性与冲突性皆高，则容易使政策走向＂象征性执行＂。马特兰德认为，由于模糊性与冲突性程度的迥然差异，每一种执行类型取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