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传播学论文，本研究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结合实地调查法对各省较早成立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案例进行归纳对比分析来探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与未来发展方向。首先对县级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在物理空间、组织架构、运营模式等层面发生的变化进行了阐释，同时也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县域中的角色定位、城乡互动形式进行了说明，但是对改变县级融媒体中心空间权力关系的探究还不充分。
第一章 县级媒体融合发展的环境分析
第一节 县级媒体融合发展的外部环境
一、政治驱动：国家政策的支持
十八大以来中央自上而下积极推动媒体融合进程，重视新旧媒体在信息传达、舆论引导等方面的融合成效，2020 年是中央推进媒体融合六周年，在此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多次提出关于媒体融合的重要论述。具体表述如下（表 1-1）所示：
前文关于媒介融合的表述并不意味着仅仅通过年份就将国家推行的媒介融合行动割裂开来，在国家自上而下开展媒介融合的赛场中，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可以看作国家推进媒介融合的第二赛段。近年来，相关部门集中发布多项政策文件指导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涉及融合地位、平台搭建、建设规范、网络安全等环节，对与县级融媒体中心相关的文件进行整理归类如下（表 1-2）。此外，2019 年财政部增加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预算至 147 亿元，同比增长 14%，2020 年安排到 152 亿元，该政策将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县级媒体提供融合转型的资金支持。政策扶持是当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直接推动力，在国家政策和具体规范要求的指挥和引导以及国家专项资金的保驾护航下，各县级政府纷纷成立县级融媒体中心，相继涌现出“长兴模式”“项城模式”等多种融合模式。
第二节 县级媒体融合发展的内部环境
外部的国家政策、媒介技术、商业传播平台因素对县级媒体融合提供了转型机会，但县级媒体在面临外在契机与剥夺时，求新求变之心也日渐强烈，内在驱动力不断凸显。但从县级媒体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县级媒体在结构布局与内容生态方面存在失衡现象。
一、县级媒体内容生态失衡
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背景下，我国大量县级报纸创刊，县级媒体迎来繁荣发展时期，但三年自然灾害却导致县级报纸陆续停刊。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县市报掀起了“复刊”“创刊”的高潮，全国涌现出 1000 多份县级报纸，其中也包括部分没有国内统一刊号的报纸，但村委会要订中央、省、市、县四份党报，为减轻基层负担，报纸的治理被提上日程。[40]2003 年 7 月下发的通知指出“县（市、旗）和城市区不再办报刊，已经办的要停办。对个别影响大、有一定规模的县市报，可由省级党报或地市级党报进行有偿兼并，或改为地市级党报的县市版。”后来使用电子媒介成为流行趋势，人们的阅读习惯也随之改变，纸媒日渐被电子化产品取代，加快了纸媒的消亡速度，生活服务类报纸、都市报等不得不采取关、停、并、转措施。首先是地方纸媒的大规模陷落，2015 年起进入了报纸停刊的爆发期，纸媒停刊潮就此愈演愈烈。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 23 家报纸停刊；2017 年 13 家报纸停刊；2018 年报纸停刊数量则高达 53 份；2019 年至少有 22 家报纸停刊；2020 年报纸休刊数量达到 34 家。其中都市生活类的报纸因数量众多、专业性弱在停刊报纸中占比最高。新媒体冲击下，报纸销量下降、广告收入下滑、行业人才逃离等因素也加剧了整个纸媒行业衰落。
1949 年《共同纲领》中提出“发展人民广播事业”的要求。1952 年第三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将发展农村广播网作为讨论的重点，会后《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则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广播先到村、社，后到院、户的方针，[41]同年 4 月全国第一座县级广播吉林九台县广播正式播音预示着我国广播事业的触角开始伸入到县域。我国广播电视事业遭受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以及文革的影响，但从硬件建设来说反而促进了广播技术在农村的下沉，[42]由于其与技术的联系日益紧密，在经历拨乱反正、四级办台、广播电视集团化、三网融合等之后迎来了恢复与上升时期，当下更是与新兴媒体密不可分。然而广电行业治理中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县级广播电台，具体如下表（表 1-3）所示：
通过对相关资料查阅以及对县级纸媒、广播电台的梳理发现，大量县级报纸存在没有统一刊号的问题，无法正式出版发行也就发挥不了在县域的舆论引导功能，同时造成报业广告收入减少，影响报业生存发展，整体上看县级广播电台的状况虽然要好于县级报纸但新媒介环境冲击下仍处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境地。
第二章 县级媒体融合发展的困境分析
第一节 县级媒体融合发展的现状
一、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模式
笔者选取全国较早成立的 28 个县级融媒体中心为样本案例，搜集、归类、对比、分析各融媒体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客户端、官方网站所发布的内容以及相关资料，发现当下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并无统一标准，县级媒体是结合本地化需求以及经济能力、媒体基础、发展思路来选择不同的建设模式，开展融媒实践，具体来说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合作共建模式
合作共建模式可以有两种形式：一是县级媒体或者政府与省、市媒体出资来筹建融媒体中心。比如山西、广西等地抓住发展机遇，积极促进省报与省台或省网进行合作，共同合作研发省级云平台，发挥省级技术平台在省域内的链接能力。二是县级媒体单位可以与央媒、科研机构等进行合作开发，比如青铜峡市“九渠云”与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中科院等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凭借自身的媒体资源、先进技术、丰富经验等优势，促进青铜峡市融媒体中心成为中宣部在宁夏地区重点推动的两个融媒体中心示范之一。该模式既能给予地方媒体较大的发挥空间，能够合理利用县域内资源，推动效益最大化。
（二）内生驱动模式
内生驱动模式一般走在县级融合转型的前列，该类县级媒体单位大都在前期就多次开展融合实践活动，探索县级媒体的融合路径，整体来看具备发达的经济实力拥有足够的实力。譬如“浙江长兴传媒集团”自 2011 年就开始探索融媒实践活动，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县域全媒体传媒集团，不仅成为省内借鉴的样本，甚至还是全国各地县（区）参考的楷模，开辟出一条属于“长兴模式”的道路。此类县级融媒体中心经过前期的探索已经累积了深厚的基础，再加上后期国家政策的推动往往都能顺利地独立开展建设，甚至能够开发出独立的云平台和数据中心。“河南项城”“浙江安吉”“江苏邳州”等均属于此类模式。
（三）平台共享模式
《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的发布表明了省级云平台的搭建是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向。省媒在资源、技术、内容、人才等方面具有强大优势，能够为云平台建设、省域内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入驻提供强劲支持。当下大部分省份都已成立了省级云平台，比如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轻快云”、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云上河南”等，这些省级搭建的云平台能够让省内大量的县级子系统接入，实现省域内资源、信息等共享。
第二节 县级媒体融合发展中存在的困境
一、思想认知偏差，经营理念落后
思想认知偏差体现在县级媒体融合的初期，县级融媒体中心对自身定位过于狭隘，只将自身定义为媒体并履行媒体的职责，缺少长期规划。[45]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中央牵头建设的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工程，具备投入成本高、建设周期长、效益回报迟等特征。一些基层县级媒体单位对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存在认知偏差，没有看到县级融媒体中心蕴含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对其在基层社会的引导力、传播力与影响力认识不清。县级媒体单位的认知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在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过程中积极性不高，缺乏改革的动力与勇气。许多县级媒体单位仅把组建县级融媒体中心视为一项行政命令，争取尽快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通过影响有限的本县媒体平台向外宣布其完成了县级融媒体中心挂牌工作。
“大家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只是一阵风，以前怎么做以后还是怎么做。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是上面的安排，上级规定建设融媒体中心以及建设完成时间，我们也得遵循时间要求干一阵子。”（融媒体中心主任 A）
陈国权按照全国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进度，将其划分为挂牌、整合、聚合、服务四种类型。[46]然而，挂牌只是融媒体中心运转流程中的第一步，县级融媒体中心最重要的功能是为基层群众提供服务，挂牌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获得《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服务许可证》是网络化时代发挥基层新传播平台影响力的重要环节。第二是对媒介融合内涵理解不全面。媒介融合是对新媒介技术变迁的一种回应，当下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都有了新发展，逐渐形成了文化融合与技术融合两大主流视角。[47]技术在融合初期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智能设备在媒介融合中总有着“亮眼”的表现，但当技术不再成为融合中的难题时转向对文化融合的关注，就不再是对媒介技术的亦步亦趋。一些县级媒体的融合仅仅局限表面上的整合，未触动内部结构、用户互动等深层次的融合化运作，只强调花哨的新技术运用，认为建立“两微一端一网”等“标配”平台就完成了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任务，实际上还停留在“互联网+”阶段，并未实现从相加到相融的实质性转变。
第三章 县级媒体融合发展的路径分析 .......................................... 26
第一节 跳出媒体逻辑，明晰自身定位 ...................................... 26
一、作为县域治理载体 ................................ 26
二、作为上级媒体分身 ................................ 28
第四章 县级媒体融合发展的思考与展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