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笔者认为妇联深入群众并非是在一项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而是制度、行动者等各种变量的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发挥好制度的导向作用，促进制度形塑行动者的主体偏好，使得行为主体在互动中相互博弈、调整行动策略。正如在改革后新制度安排下的妇联干部群体，会通过情感治理的方式实现扎根群众，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改革前管理制度的否定，改革前具有晋升条件的妇联干部群体为了谋求晋升和上级领导的认可，也会采取深入群众的行动选择。所以，很难说改革前的制度下妇联干部完全不具有投身于基层的积极性，也很难否定这类妇联干部群体的工作业绩；但是，改革后新制度框架下的妇联干部群体深入群众工作的动能要远远大于晋升制度约束下妇联干部扎根群众工作的动能。此外，对于没有晋升可能的妇联干部群体，可以通过其他激励的方式使得他们同热爱妇女事业的妇联干部一样，对妇联工作产生兴趣，从而将其消极冷漠的策略转化为积极热情的策略。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2014 年 12 月 19 日，中央通过了关于群团改革的工作意见，要加强群众工作，推进群团改革，促进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改革以往不合适的制度和管理方式，打破传统行政化体制的堡垒，发挥好联系群众的作用。
这不仅能够有利于群团组织的重塑，也有利于党对群团工作的统一领导，这样才能促进群团组织更好的联系群众，为党分忧、为民谋利。一言以蔽之，此次改革面向基层，相应的机关设置、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重塑，为组织内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群众看到了希望，使得群团组织更加坚强有力，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2015 年 7 月 6 日，中共中央首次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会议提出：群团组织要去“行政化”、去“机关化”，增强群团组织的群众性，就是要与群众心连心，与群众打成一片。1这与我国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实现社会转型的目标密不可分。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发挥好它们在群众工作方面的优势和传统。然而群团组织自成立以来，行政化的趋向愈发严重，直接导致了其无法发挥在维护群众利益方面的作用。褚松燕认为：群团组织由于其政治团体的属性而使得其过度依赖党政机关，久而久之造成了其依附性和边缘化；其次，以往的改革仅仅是自上而下出发的结构型改革，因此在加强社会属性方面并不明显，这就造成了深入群众体制、机制上的匮乏。
究其原因，有部分学者认为：科层管理和参公管理一直是国家对群团组织所采用的管理制度，群团组织在开展工作中享受着党和政府提供的组织、制度、人事等方面的支持和保障,这加重了群团组织的官僚气息和行政化色彩，致使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严重失调。3在科层管理和参公管理制度下，群团组织的资金来源都依靠行政拨款，导致各项工作都以党政任务优先，而群众工作退求其次。此外，群团组织作为政权建设时期国家整合、重塑社会结构的一项制度安排，组织的角色、地位、功能都被明确规定，在形式和性质上更贴近由中央设置的“类党政机构”，而又兼理了社会组织的角色，而前者占据了群团组织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群团组织的作用虽然定位在群众工作，但一直限定于党政机关的制度安排范围内，其群众性角色一直没有较好的凸显。游正林认为：“中国工会一直面临这样的两难处境：工会的基本作用在于密切联系群众，在很大程度上却缺少发挥这种作用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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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综述
在 2015 年的群团改革之前，大多是对工会、青年团、妇联这三大组织的研究，尤其是工会组织研究较多。此外，研究特点大多是以方针政策为主，缺少对理论以及实践的解释性研究。2015 年以后，群团组织的研究成果丰硕，主要是针对群团改革进行的一系列探讨。总的来说：对群团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群团组织的属性与功能的研究、群团改革的维度与方向研究、群团组织去行政化的路径研究。
一、群团组织的属性与功能
对于群团组织属性和功能作用的研究，主要有政治社团论、党政附属论、纽带和桥梁论、双重属性论。政治社团论强调作为国家的利益代表，承担了一定的政府职能，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例如梁丽萍、褚松燕等人将工会、共青团、工商联、妇联等视为政治团体，不同于党政机关，但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认为群团组织都承担一定的公共管理职能。6党政附属论认为工青妇等群团组织是党政的附属组织，孙关宏、胡春雨等人认为工青妇等组织是党政的附属组织，其主要作用在于执行、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和指示。7俞可平将群团组织视为是党政机关的附属机构，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组织内部的层级结构安排与行政机关别无二致，更像是政府组织。8杨光辉认为工青妇是党政机关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的桥梁和纽带。9双重属性论认为群团组织兼具政党性和社会性。例如林尚立、张华等人认为群团组织具有双重属性，其中林尚立认为：“工会、共青团、妇联三大组织，实际上既是社会团体，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团体”。10此外，也有学者借用古典二元论分析框架，认为中国工会、工商联是具有双重属性的组织。许晓军,吴清军对工会性质的探讨，其本质还是在研究群团组织和政府的关系，以工会为例，中国工会要解决的核心并非雇主和资本之间的关系，而应该是处理与党政机关的关系。
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群团组织性质和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政党性和社会性之间的探讨，政治社团论与党政附属论都强调群团组织的政党属性以及其政治性，差别在于党政附属论认为群团组织是一个原意义上的党政机关，较政治社团论而言更强调其政治性和官办性，而政治社团论在政治性的前提下更强调其社团的组织地位。双重属性论其实是由纽带桥梁轮衍生而来，群团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必然决定了其具有双重属性。前者强调群团组织的二重性，代表了政府和社会双方的利益。后者强调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从一个大范围来说，双重属性论是包含在纽带桥梁论之中的，群团组织作为枢纽、纽带、桥梁作用的前提就是群团组织的双重属性。也就是说，双重属性论是纽带桥梁论的必要前提。正是这些对群团组织概念，属性的研究，为群团组织研究的多样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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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群团组织的历史演变：动员型-行政型-去行政型
第一节 早期的动员型妇联组织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为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开始联合一些新兴的社会力量，例如工人、青年和妇女。共产党清晰的知道，要想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要想推动革命的顺利前进，必须要做好工人、青年和妇女的动员工作，无论在何种革命情形下，都必须重视妇女工作，因为团结和联系群众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想要领导社会与群众，就必须动员整个社会中的群体，进而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中共一大、二大、三大都通过了关于成立妇女组织和妇女运动的专门决议，除了明确妇女解放的任务和妇女基本权利之外，最重要的是将妇女组织纳入到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党群组织网络，全国妇联组织的确立加剧了对国家的认同感。毛泽东在 1945 年《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又提到了党的实际工作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从那时起，动员群众，走群众路线成为基本指导方针。而在方法论上，中共是如何实现
统战战略的本质，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团结一切社会力量，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会的工人逐渐开始罢工运动，这一举措也达到了动员工人群众的效果。此外，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共产党开始把重心转移到农村，
动员农民、建立农民协会。1939 年，毛泽东纪念五四运动大会上曾指出要将全国的青年群众团结起来，助力中国革命的胜利。61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统一战线作为三大法宝之一，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故此，
1949 年，妇联的雏形“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为争取进一步的解放打好组织基础。总的来说，在中共成立的早期，为了团结和凝聚群众力量，获得群众基础为目标而建立的妇女组织，成为革命建设时期的一支重要斗争队伍。在动员领导的使命框架下，高度统一的干部管理模式、密集的资源供给为妇联的壮大和发展提供了优渥的制度环境，但也因其官办性、组织体制高度统一和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为行政化和脱离群众埋下了发芽的种子。在动员时期的妇联通过一系列行政制度确立了自己的官方地位、也达成了党和国家利用妇联组织完成对整个妇女的动员的预想。从这一点来说，妇联对国家与社会贡献的意义是大于其不足的。在那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妇联的行政化后遗症还未明显，也不易察觉。而这样的苗头和倾向在建国之后才慢慢的显现出来，并且在建国后的十余载深根发芽，最终造就了妇联行政化的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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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建国后行政型妇联的构建
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的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肩负了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任务。为了更好的将国家政权向社会渗透，共产党通过清除旧的社会团体，成立工青妇为代表的官方群众性组织来整合社会，巩固政权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下：党和政府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建党初期被动员了极大热情的妇女组织将妇女解放事业进行到高潮，并登上政治舞台，参与到社会建设的运动中，并且将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进行的热火朝天。在国家任务的指向下，共产党对社会的各个领域实行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
首先，群团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以后,就被纳入党委领导的组织框架中，从而构建了群团接受党委领导的制度化体系。党政机关可以直接向妇联指派工作，对妇联进行行政化的管理。坚持党委领导是原则,是基础,这点不能抛弃,群团必须要执行上级党委的决定。但如何坚持,坚持到什么程度至关重要。很显然，建国初期的群团组织并没有适当的保持其独立开展活动的能力，过度依赖政府机关，在实践工作中，也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