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行政管理论文，笔者认为行政管理主要涵盖了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公共建设等多个方面，是对行政管理工作的记录与总结。今天无忧网为大家推荐一篇行政管理范文，供大家参考。
行政管理论文2018精选范文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实证调查
第一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理论基础及逻辑建构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概念厘定
（一）新居民的概念界定
1、相关概念的辨析
新居民及其相关概念都有一个共同存在的前提，就是城乡二元制度的打破。为确保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和工业化目标的实现，我国于 1958 年确立的户籍管理制度明确界定了城乡界限，严格控制人员流动，但是公民自由迁徙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任何执政者都不敢公然否定的公民权。因此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环境的改善对造成社会分层且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户籍制度提出了挑战。1984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打开了政策窗口，中国流动人口进入第一个高峰时期，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外向型经济受挫背景下国家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城镇化战略，自此流动人口进入全面爆发阶段。2014 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调查显示截止到 2013 年 10 月 1 日 0 时，全国流动人口为 2.39亿，比 2012 年增加 572 万，跨省流动人口约 9297 万人。流动人口作为城市新居民在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矛盾和问题，政界、学界、媒界分别根据自身与流动人口的互动关系对流动人口问题予以关注，但是因为个体视角不同及研究对象的不一致赋予了流动人口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新居民也是流动人口的相关概念之一。目前学界有关新居民的概念不下十余种，典型代表有：盲流、民工、超生游击队、马路游击队、移民、城市新移民、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流动人口、流入人口、流出人口、外来人口、外来务工经商人口、人户分离人口、村转居农民、失地农民、新市民、新居民。若想界定新居民的概念，我们需要先考察一下与此相关的几组常见概念，只有将相关概念界定清楚，才能明确界定新居民内涵、特征与外延。
这些概念看似纷繁复杂，但分析视角主要有三个，一是人口学视角，如移民、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等。二是管理学视角，即从就业、卫生、计划生育、户籍等政府管理工作角度提出的，如外来人口、外来务工经商人口、城市新移民、新居民等。三是社会学视角，典型代表概念是新市民。在界定“新居民”概念之前，首先要对三个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相关概念进行分析：
（1）基于人口学视角的界定
移民是从人口地理学的角度定义的国际通用概念，联合国 1970 年编撰的《国内迁移衡量办法》将人口迁移定义为空间上大于最低距离限度的位移，移民就是通过迁移改变常住地的人。美国人口资料局《人口手册》也将移民定义为以改变定居地为目的而跨越规定边界的人，再次强调了移民的目的性和地理变化特征。我国由于特有的户籍制度，强调以户籍登记地的改变作为人口迁移的划分标准，因此学界并不常用移民、人口迁移等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人户分离人口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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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理论基础
（一）新居民的成因阐释：推拉理论及二元结构理论
城市新居民是人口流动的结果，早在 17 世纪，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就指出“比较经济利益”是人口流动的原因，之后经济学对于人口迁移的普遍思想是人口迁移是迁移行为实施者权衡成本与收益的结果，西方关于个体迁移行为的成熟理论模型多达 10 余种，这些模型很好的解释了城市新居民的生成原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推拉理论和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1、人口推拉理论
人口学对于人口迁移研究领域的涉及最早，代表人物是英国人口学家莱温斯坦，其提出的推拉理论强调人口流动与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经济利益，因为流出地就业与收入相对较弱产生推力，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产生拉力，二者共同作用产生人口迁移。围绕此理论假定，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距离效应，距离中心流入区越远，迁移人口越少；二是递补效应，流出地人口流出后的居住空间会被周边地区居民递补填空；三是方向效应，城市向农村的流动要远远少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四是丰富了其他推拉要素，如气候环境、交通时间、法律法规、人文文化等要素也可以作用推力和拉力的大小。莱温斯坦第一次对人口迁移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在理性人假设下确定了经济利益这一人口迁移的主要要素，其理论虽然产生于十九世纪，但仍能对现今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进行解释，城市新居民正是在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推拉作用下形成的群体。
美国学者李(E.S.Lee)是莱温斯坦的主要继承者，其也认为人口流动是自身对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的一种调整，但是其丰富了人口推拉理论的层次，在推力和拉力之外提出了中间障碍的存在。李的研究聚焦在迁移的决策因素上，在迁入地与迁出地有关因素的基础上加入了两个新的要素，一个是迁移成本要素，也就是迁移过程中的障碍，另一个是迁移的个人因素。成本要素是迁移付出的负担与代价，如新居民的交通成本及不能均等享受公共服务的代价。个人要素涵盖的范围更加宽泛，年龄、性别、态度与价值观、教育水平、生活习惯、就业与收入甚至是气质、性格与能力等都可以成为左右个体迁移的要素。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在一线城市环境条件恶化的情境下为什么一线城市的新居民数量仍然较高，因为城市新居民主要由年轻群体构成，良好的生态环境也许会对老年群体构成吸引，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公共服务对年轻群体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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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历史演进与时代动因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历史演进
（一）1979-1991 年：控制流动下的“分割供给”
改革开放前因严格推行城乡二元体制，我国流动人口少，城市基本不存在大规模的外来新居民问题，改革开放后产生了人口流动问题，城市新居民的普遍称谓是“流动人口”，对其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解决思路是严格执行 1958 年确定的户籍制度，实行分割供给，城市户口享受城市的服务，农村户口享受农村的服务。因为农业生产率增长速度不能满足劳动力流动的需要，知青返城增加了城镇就业压力、城乡既有隔绝机制等原因，政府仍然延续计划经济的方式，采取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1984-1988 年伴随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解体、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国家打开了政策窗口，准许农民在自筹资金、自理口粮的基础上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但大城市的控制政策并未松动。1989-1991 年间由于流动政策松动引起的大规模人口跨流域流动对计划经济下的交通运输、社会治安、劳动力管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对劳动力市场膨胀完全不适应，在此背景下政府惯性的采用计划经济下的行政控制手段，试图遏制劳动力外流，但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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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时代动因
（一）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是实现户籍利益剥离的根本方法
户籍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于我国经济发展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向的需求。户籍改革从引导非农就业、提高劳动时间和工作效率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发展。在引导非农就业方面，2020 年城市新居民中的农民工将达到 3.05 亿，通过户籍改革将其固化在城市将会极大的缓解劳动力储备下降带来的压力，保证经济常态化增长，为我国全面放开二胎后的新型人口政策留出空间。在劳动时间效率方面，通过给予户籍或提供与户籍人口同等公共服务，引导城市新居民在城市定居有利于劳动效率提高，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定居后的新居民将由每年平均 9.8个月的工作时间延长到 12 个月，劳动年限将由 8-9 年延长到 30 年，有效工作时间的延长将弥补劳动力不足问题。12014-2020 年户籍改革对 GDP 增速的拉动作用平均每年在 1%左右，累积贡献率将达到 5%，因此未来的城镇化不仅体现在投资上，还体现在消费和服务的增加上，若想发挥公共服务对社会发展再平衡的功能，必须深化户籍改革，剥离出户籍中公共福利。户籍改革的压力归根结底是资源分配的压力，也就是资源这一利益如何在各个社会群体间分配，户籍改革之所以停滞不前就是地方政府担心公共资源的紧张会造成本地居民公共服务享受标准的降低。因此如何在现有资源条件下缩小户籍制度带来的新居民与本地居民的福利差异是未来城市人口管理的发展趋势，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是实现户籍利益剥离的根本方法:
首先，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是一种“挖墙脚”式的户籍改革。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的目标不在于取消户籍，因为其作为一种公民信息登记制度有存在的必要，其真正目标在于打破附着利益的户籍制约，实现公民的自由迁徙和人才自由流动。公民自由迁徙权利的保障是户籍改革的终极目标，因为城市新居民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里，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体系中受到了不公的待遇，破除新居民的不公平待遇，势必要还新居民一个公平的市民身份或者与市民身份相匹配的公共服务。其次，新居民公共服务供给为户籍改革预留了时间和空间。户籍长远策略是通过立法层面破除城乡分割统一户口登记，断裂户口与公共资源间的连带关系，但是实行中需分层施策，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