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研究税收政策与征管的论文，根据国际通行的养老金替代率衡量指标：当养老替代率在 70%以上时，退休人员将拥有其在职期间的生活质量；而养老替代率在 50%到 70%之间时，退休人员能保障基本生活质量；若养老替代率在 50%以下时，退休人员生活质量将会明显下降。此外，一个国家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替代率较合理的比率是4:3:2，而目前我国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水平已低于 45%，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替代率不足 1%，因此，要想退休后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计划的养老金替代率的合理范围应在 10%-20%之间。而根据第 4 章测算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税收激励政策下的替代率结果，在最大30 年的参保年限下的最大替代率仅为 8.69%，还未达到最低替代率要求，因此，我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计划目前税收政策下的养老保障水平相对较低。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
自 1999 年起，我国就步入老龄化国家，发展至今，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我国日趋严峻。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拥有近 25000 万的年满 60 岁的老龄人口,其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18%，此外，我国近 16700 万年满 65 周的老龄人口所占比重为达到了 12%，进一步说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1。联合国在《2050全球人口展望报告》中指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至 2050 年年底将进一步加剧：其中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将升至约 37％，而 14 岁以下的儿童人口将缩减到约 14％。此外，在人口中位数数据上，与欧美等老龄化国家相比，中国人口将高出约 20 岁左右。因此，由该报告分析可知我国在未来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深化，缓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压力问题将更加棘手。基于巨大的老龄人口基数，不断攀升的老龄人口增长使得其比例也持续上升，从而造成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养老压力不断增大。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成熟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和养老保障制度能带来充分的资金支持，来缓解社会整体的养老压力。
（2）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现状
我国在 1991 年 6 月发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通过完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构建企业补充养老金计划，以及基于个人意愿的个人养老金计划的多层次养老。直至 2017 年，我国在《“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文件中，强调要加快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通过完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结合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同步发展；建设和发展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金计划。目前，关于我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其可概括为第一支柱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以及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计划这“三大支柱”。然而，现阶段我国第一支柱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在整个养老保险体系中处于“一枝独大”的状况，而过渡依赖财政补贴的特性，导致政府的财政负担不断加大。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作为第二支柱，由于只有大型国企或实力雄厚的私企提供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使得该支柱存在覆盖面窄、规模小，可能造成社会不公等问题。如今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计划设计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相关制度和运行机制还不成熟，深刻体现出我国养老保障的“三支柱”的不均衡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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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国外研究情况
（1）个人养老金计划税收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研究
首先，是关于不同税收政策实施对参保者收益以及政府财政影响的研究。Clara B B.（2002）研究表明个税递延具有激励投保人和保险人并促进商业保险发展的双重作用[1]。Davis（1995）基于社会保障替代率、税收激励政策及税率等因素证实税收激励对养老保险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2]。Kwall J L（1998）对比了多种第三支柱税收激励政策模式，得出采用 EET 模式所获得的税收激励效应最大[3]。Creedy 与 Guest（2008）指出，税收激励政策能促进社会公平、增强社会福利水平，并有效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Kwang 和 Alain（2004）对比分析了OECD 国家“第三支柱”的税收政策及其税制，指出 EET 税收政策的激励作用最佳[5]。Bruce A. Palmer（1989）通过精算模型分析了个人养老替代率随个人养老金计划税收政策实施的变化情况，并指出个人养老替代率会随收入增长以及不同税收政策的实施而提高[6]。Hrung W B.（2001）认为，税收政策能加大个人养老金计划覆盖面，但该政策的实施也会带来一定财政负担，税收政策的影响是双向的[7]。Holzmann R.（2016）认为,第三支柱的设计核心在于税收政策，税收延期的好处随终身收入增加而增加，并通过有效地为所有雇员以零税率征收投资回报来平衡储蓄的动力[8]。Copeland C（2007）分析比较了美国的第二和第三支柱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即 401（k）计划与 IRAs，结论表明两种制度都未代替其他形式的个人储蓄[9]。Carbonnier C.和 Drive A.（2014）研究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45 岁以上和高收入人群的储蓄激励更显著，反之，其对年轻和收入较低人群的激励效果较弱[10]。Caminada K.和 Goudswaard K.（2008）通过建立等价养老金税率模型，测算出政府在实行 EET 税收激励政策下的税率水平，结果表明 EET 税收政策几乎不会给政府带来税收上的财政损失[11]。
其次，是关于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计划及其税收政策对国民储蓄的影响研究。Venti, Wise. D A.（1990）指出,个人养老金计划的税收政策能有效提高国民储蓄,其关键取决于家庭是否愿意减少消费以便为这些账户提供缴款[12]。WilliamG.Gale 和 John Karl Scholz（1994）认为,如果家庭选择将现有的应税资产转移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则税收激励政策不会增加储蓄；如果供给第三支柱的资金来自本来可以消耗的资源,那么将提高整体储蓄水平[13]。Gravelle J.（2012）认为,并非所有雇员都专注于在每年为个人养老金账户缴款。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收入的增加,雇员更有可能受到税收政策激励而储蓄[14]。Attanasio O P 和 Deleire, T. （2010）研究指出,有证据表明,家庭会通过现有储蓄或本来可以进行的储蓄为其 IRAs（个人退休账户）缴款提供资金。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增加的 IRAs 缴款将代表储蓄的净增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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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人养老金计划税收政策概述
2.1 相关理论与基本概念界定
2.1.1“多支柱”理论与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计划
（1）“三支柱”理论
世界银行为了解决未来人口老龄化持续深化背景下的养老金制度可能出现的财政危机，于 1994 年第一次定义了“三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理论，并使得世界多国在未来十几年内认可和采纳该理论所提及的养老保障模式。所谓“三支柱”模式，是指一国的养老保障体系由三大支柱构成：“第一支柱”是指社会公共基本养老保险，其由政府相关法律强制执行，以保障退休者基本生活水平；“第二支柱”是指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其缴费由雇员和所在公司共同缴费，目的为起到补充养老的作用；“第三支柱”是指个人养老金计划，是基于个人意愿并由个人缴费，为养老保障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2。
（2）“五支柱”理论
通过总结分析“三支柱”养老保障模式在世界多国的运行状况,世界银行分析了各国建设经验后再次研究养老保障体系的成熟形式，从而在此前“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扩张到“五支柱”的体系模式。其理论较前者增加了第零支柱的非缴费型养老金,它为人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旨在消除贫困；第四支柱的非正式的保障,即家庭成员之间或代际之间对老人的经济或非经济或非经济方面的援助。
（3）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计划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计划具体是指政府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吸引个人为养老而进行的自愿性积累制的长期储蓄型养老。其设立目的是扩大养老保障覆盖面，或为追求更高替代率的人群提供养老投资渠道。世界各国或组织对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有不同的界定，但其中内涵基本一致。
结合我国养老保障现状以及国际相关建设先进经验，目前我国采取的养老保障模式是“三支柱”的形式，且目前国内学者目前给于我国“第三支柱”的最新规范定义为中国个人养老金制度（Chinese Individual Pension），简称 CIP3。CIP 是政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通过相关财税政策支持，依照个人自愿参保以养老为目的的个人储蓄型养老金制度。具体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税收政策基于参与个人养老的参保者一定税收优惠，激励参保者往其个人养老金账户缴费积累养老金，参保者可根据其投资特性与风险偏好自主的选择合规的养老金融产品进行投资，旨在为其个人退休生活得到更好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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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税收政策类型及其比较
2.2.1 不同税收政策比较
国际上，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计划的涉税阶段包括：缴费阶段、养老金积累阶段和养老金领取阶段。各个阶段有两种税务方式：税收减免 E（Exempting）和正常纳税 T(Taxing)，由此组合的税收模式如表 2-1 所示[49]。
由上表可知，税收政策模式有三类：第一类个税递延型，即 EET、ETE 和ETT 三种模式；第二类是非个税递延型，即 TEE、TET 和 TTE 三种模式；第三类是特殊型，包括由 EEE 模式全扣除型和 TTT 全征税两种形式。为了比较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