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谈论人文精神以承认人文学科为前提。在中国,把人文学科同社会科学区分开来,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种新的学术动向。尽管还有学者对这种区分持怀疑态度,但多数人是支持的。我也如此。
把人文学科“淹没”在社会科学之中,是解放以来近30余年的事情。在国外,人文学科作为一种独立的知识是由来已久的。人文学科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西塞罗——他首先提出培养雄辩家的教育纲领,后来成为西欧古典教育的基本纲领。进而,又转变成中世纪基督教的基础教育。以后几经演变,到19世纪,由于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和李凯尔特等人的努力,作为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人文学科已经具有其一般理论,从此成为真正独立的知识领域。
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不是等同的。人文学科代表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美国国会关于为人文学科设立国家赞助基金的法案规定,该学科包括如下研究范畴:现代与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法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1] (P760-761)
在西方,不管人文学科的内容在各个时期怎样变化,的基本目标总是训练人的知识技能和使人更富于人道精神。而后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
在承认人文学科的合法存在,承认人文精神的前提下,还应当懂得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人文精神。或者说,承认人文精神在人类历史上是以各种具体形态出现的。这个问题得不到真正解决,就会影响人文精神的普遍接受。举例来说,过去曾经有过一种观点,把人文精神的一种历史形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等同于整个人文精神。因而认为中国古代的儒家没有什么人文精神,理由是:人文精神是与反封建一起出现的,孔子生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刚刚兴起的时代,怎么会有人文精神?
如果人文精神只与反封建联系在一起,那么今天谈论人文精神的意义就大大逊色了。今天谈论人文精神,决不是只把眼光盯住过去,而是关怀现在。所以我们要研究:今天谈论的人文精神与古代的、近代的……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就是说,它们的共通之处与特殊之处是什么,如此等等。
二、 人文精神:普遍性与特殊性
人文精神并非只属于兴起于14世纪的那场反封建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精神体现一种价值观、思想态度。它认为人、人的价值是首要的;凡是尊重人,重视人,承认人的自由意志,为人的幸福而奋斗的态度,都可以说是体现了人文精神。而这种人文精神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越来越扩大,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
人文精神是在人类的社会交往中产生出来的。交往主体所面对的前人留下的环境,以及交往中所形成的具体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必然使得各个阶段的人文精神以特殊的、具体的历史形态表现出来。
1.在古代,特别在远古时,人文精神的萌芽往往产生于人对自己的能力的觉醒。在古代中国,殷人是崇拜上帝的。周人把殷人的“帝”发展为有意志的“天”、“天命”,又在天命中掺进人德的内容——认为“天命靡常”,只有敬德保民,才有天命的佑护。由此,我们在天命中看到了人的因素。“天”的绝对统治本来表明:人在自然和从自然崇拜发展而来的神的崇拜面前是无力的。《尚书•皋陶谟》却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泰誓》中说:“惟人万物之灵”;而隋国大夫季梁竟说出“民为神之主”,这不表明一种人文思潮悄然兴起了吗?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古希腊。普罗塔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该命题公然把人摆在首位,要求以人为中心,用人的眼光看待一切。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认为,“人是第一重要的。”[2] (P313, 127-128)
2.人文精神在西欧的中世纪基督教神权统治下一度受到压抑。这就赋予近代14—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精神以一种新的形态:以解放人性为目标的人文主义思潮的产生。它的对立面是教会及其宣扬的神道主义。这种人文精神固然有从神道的压抑下恢复人的尊严的方面,但它的更为突出的功绩在于:给人文精神注入一种新的东西——把摆脱神道束缚的人的一切现实要求归结为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的要求。其中,包括人的天然欲望(人的自然本性)的满足。人文主义者抨击中世纪的禁欲主义,高度赞扬人性的解放,竭力为追求个人幸福辩护,为人的天然欲望和全面发展作出有力的论证。
基督教教会贬低人性是建立在神人之分上面。人在神面前是低下的、有“罪”的。人文主义者则代之以人兽之分。人不但可以像动物一样满足自己的天然欲望,而且他还以理性优于动物。真正的人性即理性。理性的存在是一种经验的事实,并不取决于上帝。
3.近代的人文精神曾经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扫清了道路,从而迎来极大改变人类社会面貌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人们是在理性的旗帜下迎来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曾经使人们把资本主义视为当然的秩序和合乎人性的社会,然而20世纪初却带来了生灵涂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理性”变成了非理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使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成为社会中无时无处不存在的现象。
像国家、社会制度一样,作为理性力量的科学技术同样成为一种对人异化的客观力量。20世纪末出现以信息技术和生物科学为先导的高科技也并没有使下述马克思在100多年前的话变得过时:“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机器(今天就是智能机器——引者)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3] (P775)
这一切表明, 20世纪的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种种好处和方便的同时,又使人类面临一场精神的危机。危机的出路在于建构一种新形态的人文精神——超越传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弊端的人文精神。人们从当代西方学者批判纯粹市场经济的效率至上(所谓市场经济的原教旨主义或市场基本主义者Market-Fundermentalist),提倡社会目标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中,从当代有科学良知的科学家们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伦理道德的约束的主张中,不难发现这种人文精神的新形态的端倪。
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思考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走向时,不能不把眼光转向老祖宗理论中的人文关怀。这一理论形象在20世纪一段时间内,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旧体制下,很大程度上被人们遗忘了。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和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等等,都应当找回来。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文精神是以往任何人文精神的历史形态所永远达不到的。不过,那是一种未来式。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有充分条件去实现它。
在中国,近20年来,人文精神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是一种极好的现象。首先,它意味着人们终于意识到,把人文学科淹没在社会科学中是很不明智的。其次,它还意味着:人们已经开始克服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种为迎接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过于看“高”了它在效率、功利方面的好处,而忘记(或还看不到)纯粹依靠市场机制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同样道理,人们也开始懂得:提倡科教兴国的同时,要看到科学技术永远是把“双刃剑”。科学精神是可贵的,但也要有人文精神来补充。现在不是提倡人的全面发展吗?只有科学精神,忘记人文精神,那不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性。最后,重视人文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江泽民去年“七一讲话”中的重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以及把现阶段的人的全面发展看作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是一个大喜讯。它预告:理论工作将可以为培养新一代人的人文素质、养育人文精神提供理论论证,而具有人文素质的人将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的精神条件。
参考文献: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人文学科、人文主义) [M].北京:中国大百科社会论文全书出版社, 1986.
[2]孙鼎国.人学大辞典[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