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必然要面临种种困难
摘 要: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家形势,张方平积极寻求救世之方,提出了“因时损益,乃建治之理”的变革理念。其深刻的“民本思想”和“中庸思想”哲学思想背景,使张方平的社会革新思想和实践明显地体现出“务实”、“善变”的特点。
关键词:北宋;张方平;社会革新思想
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自号乐全居士。应天府宋城县(今河南商丘市南)人。历仕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践履中外,所至有政绩,官至参知政事,为人刚正不阿,慷慨有气节,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但学术界对张方平这位北宋重臣似乎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有关研究论文为数寥寥,特别是关于其政治思想如政治改革思想研究更欠深入。为此,笔者不揣浅陋,特撰此文以补其缺。
一、张方平的社会革新理论
北宋中期民族矛盾激化,阶级矛盾日趋严重,统治者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冗兵、冗官、冗费更使北宋政府陷入了财政危机的困境。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形势,众多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1](P126),张方平即是诸多寻求社会革新名士中的杰出一位。为革弊布新,他对“历代之书,备尝涉猎,至于成败得失,尤用心探讨”[2](P260),积极寻求医国之方,提出了“因时损益,乃建治之理”的社会变革思想。
1•坚信社会革新具有必然性
张方平认为:“夫事远必弊,法久必衰,原其始初,各有云设。”[3](P86)即是说,任何事物或法令的产生,都是有其特定时代、环境等前提条件的。时过境迁,事物或法令等依存的基础消失了,那么出现“迹在理非”的弊端是必然的。若使它们能继续存在或发挥积极作用,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就必须对这些事物法令等作出必要的调整和变革。基于这种改革必然性观点,张方平驳斥“古不可变”的观点说:古不可变耶?则是三代无革弊救失之理,而汉所用法,当循亡秦也。忠恭之异尚,质文之殊用,礼不相袭,乐不相延,固三王之罪矣……且事苟便俗,岂惮乎解弦而更张;政苟戾时,何固乎守株而求滞!故夫不知达权推变之理,而牵易常循旧之说者,是拘生腐儒。按文泥俗,凝塞治道,此圣智者之所常患者也[3](P86)。又指责“持盈守成之道,当循旧章”的论调云:兹所谓浅近之常谈,不知时务者也。今日之政,其弊岂可不救?譬之琴瑟,不调甚者……若日恬而无以为也,何异大厦有风雨之患而不知葺,病者有肤腠之爽而不知疗?良匠善医,岂应若是由上述张方平对一些不利于改革之言论的驳斥之语,可见张方平对于改革的积极而明确的支持态度。所以,他极力劝谏最高统治者说:“苟无愆于大义,宁一取乎旧章”,乞请统治者能改弦更张“使天下之耳目常新”。[3](P86)
2•正确估量和正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
张方平清醒地认识到改革积弊并非易事,不能希望一蹴而就,而要充分研究国情,稳步推进改革。他指出,进行社会改革必然要面临种种困难,因循守旧的惰性社会心理则是首要的障碍。他犀利地指出:“夫惟更张以救其弊,立制以宜其时,得政之体也,且人情安于久习,时论重乎改作。道者寡而泥者众,倡者孤而沮者群。是故因循之患,政之大病……”[5](P112-113)可见,张方平对改革会面临守旧思想和习惯势力方面的巨大阻力,有颇为深刻的认识。除此之外,张方平还认为,如何把握改革的时机及其程度也是一个极为关键和困难的问题:“处权为难,非通才达义,适时知变者,孰能与于此乎。”[3](P86)革新既然要面临如此多的困难,那应如何面对呢?张方平认为:“臣闻治国者知为政之所先,则能成天下之务;知当世之所急,则能通天下之变。”[4](P357)就是说,要使改革少遇阻力,获得成功,就必须对现实国情进行深刻地调查、分析和研究,使改革有的放矢,目标明确;并尽力减少改革中的盲目性和失误,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3•改革不是简单地复古,也不是对旧制的完全
抛弃,而是扬弃,是继承和发展张方平反对简单的复古,照搬古人,指出“当今之世而君必谈尧舜,臣必称禹稷,是拘儒迂生之谈,非适时济用者也”。[4](P369)而应当俯观时务,旁察人情……变而通之”,以“缅合大中之训”[6](P436)。即是说社会革新的社会实践一定要在深刻了解社会形势,尽力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因此他极力主张:盖国之善制,不可轻变,其未至者,变之可也……大稽诸古,小度于今,使天下之耳目常新,万务之本原必正……如此,则古之制度斯用于今,今之章程自合于古矣[7](P245)。就是说,任何盲目复古,照搬古人条文以用于今,及完全否定现行制度、法规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非理性之举。对待前人成功的治国经验,应了解其立法的动机和用意,而不是照搬其具体条文。对待现行制度法规,则更应持谨慎态度,要搞清楚哪些应该变革,哪些不应变动,而不能“孩子澡水”一齐泼。应采取理性务实的态度,对仍能发挥积极作用,有利社会、国家的制度法规予以继承和发展。
4•变更国家根本制度应持谨慎态度
张方平认为改革的目的无非就是“变之顺众,改之就利”,以便民利国。因此,张方平提出对那些事涉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制度不能随意变动,如果真的“乖民情而动”,那会真的会落得“夫变常之事危”[5](P116)。他指出:伏以先制旧法,彼此一时,事体权宜,各有云设……诚大制度或大典章,为世规摹。著在甲令,故当守而勿失,谨以奉行;至于凡小事为,因时消息,或迹存而理异,或法久而奸生,必践而行。以为无改于祖宗之道,此所谓胶柱而鼓琴,刻舟以求剑者[7](P245)。上述材料表达了其谨守国家根本制度的态度。张方平所谓的国家根本制度“善制”指什么呢?他认为:夫为邦之道,有制有权,制为之本,权为之势。节之以礼,行之以信,齐之以刑,断之以义;此不可易之法,故为之制。[3](P85-86)又言:夫董生推道,盖探其本而言。荀卿论刑,盖有所激而发。彼三代之弊,虽有忠文相救之说,至于法天顺人之意,其可改乎!此则万世无弊之本也。彼治乱之世,虽有轻重异用之宜,至于遏恶扶善之用,其可殊乎!此则百王不易之制也[7](P248)。可见,张方平所谓的“善制”指得是顺应民意,扬善除恶,以及统治国家所必须的礼、义、信、刑四种政治手段。一句话,即是利国又便民的制度。这对当时的宋廷来说当然是善制,是不可改的。张方平还特别指出对“善制”的态度和意义说:“其不可易者,不为艰危急卒而变之……其本正,虽危必安。”[3](P86)即是说,体现以民为本,安民定国的国家制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只要能坚持以民为本,正确地行施礼、信、刑、义等统治手段,国家即使有一时之危,但终必安泰。
5•慎重出台改革措施,务求使之合乎中庸之道
张方平认为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必须要慎重对待,务必使之经过充分讨论、论证,以集思广益,确保其可行性,尽量减少失误。绝不可因“切于求理,急于听受,一人唱之即行,一人沮之即止,本末故为枘凿,前后自相矛盾”。张方平因而建议:“凡诸臣有请,创端厘旧,事干大政,必集议而后行于下,多方必一定而无变。略其毛细,简其苛芜。勿以辩言乱旧经,勿以小忠害大德。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协于中……孰不悦从。”[3](P87-88)由此可见张方平对于制订新的改革措施所持谨慎态度,及要求政令保持一定稳定性的主张。那么如何才使改革措施符合客观实际,并能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呢?张方平认为出台任何改革措施都必须尽量使之符合中庸之道,即要求不过而无不及,充分考虑到改革所涉及的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做到利国又利民。这样所出台措施自然可行而具有稳定性。下面几条材料就充分体现了张方平的这种务行中庸之道的改革思想。他曾对宋仁宗言:先儒有言,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盖文久则灭,事穷必弊,变而通之,然后能成天下之务。故为国之势,犹权衡然,损益轻重,适平而已[8](P560)。也曾劝谏宋英宗说:今日之政,其弊岂可不救……天下想望朝廷丰采,倾耳以听惟新之令。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发而中节,斯谓之中,事举其中,无过可矣[4](P358)。还曾言于宋神宗曰:制此天下之动,俯观时务,旁察人情。时惟适以为宜,事何久而不弊。贞夫一者,百虑可以同归。变而通之,万民于兹不倦……雷电交合,金玉条理,缅合大中之训[6](P436)。上面三条材料确实体现出了张方平“恪守中庸之道”的改革思想。
6•改革进程要循序渐进,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张方平认为革弊去害固然应该做,但也应注意保持社会的稳定,否则将会影响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他对待河北士兵裁汰、及置制三司条例司的态度,即体现了这一思想。庆历八年(1048)张方平建议裁汰河北士兵说:臣尝叹国家竭天下之力以养冗兵,而且成祸阶,然河北比天下为尤甚……而骄气不除,在于事体,亦难处置。欲选择军校以严整之耶,则河北军员尽是本营迁补,不比在京及诸道可以转员移易也。欲拣选上京别补军分耶,则河北军尽是本营子弟姻娅,蔓连根固,乐土重迁……以此处置为难。臣曾勘会河北厢、禁军仅二十万人,禁军五之四。然尝体问,其中老疲不任征役者甚多。若朝廷密谕安抚部署司及转运、提刑官员,此后一切且住招填,令依常例,旋行拣放,频多番次拣选,少作人数放停,使由之而不知,无得漏露朝旨。岁年之后,稍稍团并……然后平也[7](P230)。在熙宁变法中,张方平论述置制三司条例司的一段话,则更体现了其革新且求稳的思想:“近闻朝廷置条例司,开端创意,且大为改作。若一司一务有所厘革,纵有过差,后皆可复。而国之大事,在兵与(民),不可易议也。师旅兴发,患必在后,民心危动,安之实难。”[9](P805)
二、张方平的社会革新实践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能否有效地指导社会实践。张方平在其改革理论的指导下,满怀热情地积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