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评法批儒”是“批林批孔”运动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如果说“批林批孔”运动是“文革”末期一次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动乱”,那么“评法批儒”则是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一次特殊时期的灾难。从学术史的视角审视这场打着学术旗号的所谓“学术”研究,尽管相关的研究不无涉及,然大都是点到为止,而且大多是在“批林批孔”题下作一般的述论。因此,对“评法批儒”运动的起源与变迁进行学术史的分析,一则可见这一特殊时期“学术”是如何被亵渎,二则可见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学术操作如何失范。
[关键词]“评法批儒”运动;当代中国;学术史;史学研究
分析“评法批儒”运动的发生及其全过程,可以有两种路径求其历史真实。一是从政治发展史角度出发,将“评法批儒”置于以意识形态斗争为目的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予以考察;二是从学术发展史角度出发,将“评法批儒”看成是当代中国特殊历史时段学术的一种畸形发展。尽管在严格意义上说,“评法批儒”运动中被制造出来的研究文章,不能算作真正的学术研究,其本质是一种假学术,但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某一历史时期的学术状况,无论是真学术,还是假学术,都应纳入学术史研究的范畴,目的在于分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学术是非,总结学术发展的历史经验。
“评法批儒”运动的起源
“评法批儒”是因“批林批孔”运动的极左政治需要而被纳入运动中来的,而“批林批孔”则又是由“批林整风”演变而来。因而从“批林整风”到“批林批孔”,再到“评法批儒”,是一个连续的政治运动过程,只不过“评法批儒”是打着“学术”的旗号、为政治斗争需要而被借题发挥的一种畸形的带有极强政治实用性的运动。
(一)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至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是“评法批儒”运动的“前史”。之所以称为“前史”,是因为“批孔”是由“批林”引发的。众所周知,林彪集团的覆灭,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在当时,对九一三事件的认识,从毛泽东个人到党内整个认识水平,仍旧没有从全局上认识到“文革”的极左错误,仅在一定程度内作了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某些调整。这是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后力图扭转国民经济遭严重破坏的局面,以及在意识形态上提出批判极左思潮遭到阻挠和破坏的根源所在,也为后来“批林批孔批周公”、矛头直指周恩来,埋下了一个依据当时政治运作轨迹所不可避免的伏笔。
显然,“批林”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前提下进行的。从1971年12月起,中共中央相继批发了“关于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直至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批林整风”仍是一个重要主题,并无强调“批林批孔”的任务。本来,通过“批林整风”,加上周恩来在经济领域力挽危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左”倾错误给党和国家所带来的危害,并且可以抑制“左”倾思潮的继续膨胀,但是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右倾”回潮,将导致“势必搞修正”的结果。因而,毛泽东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论出发,提出要批判孔子,多次发表谈话将批林与批孔挂起钩来。经毛泽东批准,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封建奴隶制的思想家》。此文的出现,直接引发了两种后果,其一,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而言,有关孔子学说的学术讨论开始与“批林批孔”运动这种政治现实需要结合了起来。其二,此文开了学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从事不正常的学术研究之门。
(二) 以《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传达为标志,“批林批孔”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批孔问题。7月4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认为林彪的思想根源与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观点。这一系列“最高指示”,改变了原先“批林整风”的内容,转而将“批林”与“批孔”联系起来,这就为“四人帮”提供了利用反孔作文章的机会。
9月4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为署名的《儒家与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第一次公开以学府的名称打出“反孔”旗号。此后这个“大批判组”分别以“梁效”、“柏青”、“高路”等十几个笔名出笼了大量的反孔文章,同时还分别控制着《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并一度控制史学界最高学术期刊《历史研究》。与被称为“北翼”的“大批判组”同时,被称为“南翼”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在9月创办的《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以“石仑”为笔名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10月1日《红旗》杂志全文转载)。此后,上海写作组分别以“罗思鼎”、“康立”等笔名,也发表了大量反孔文章,并且还控制着《朝霞》、《教育实践》、《自然辩证法》,以及包括文艺、哲史经、自然科学的三个《摘译》。
在舆论与组织上的准备之后,一份在江青指使下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名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出笼。材料前言称:“我们从林彪的黑笔记、手书题词和住宅里的其他材料以及他的公开言论中,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供批判用。”这份材料经江青、王洪文之手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同意转发全党。为此,中共中央在1974年1月18日还发了《通知》,内称: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紧接着,江青不经中共中央同意,于1月24日和25日在首都体育馆接连召开中央军委机关、驻京部队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的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都作了讲话。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广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短评, 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社论,由此把“批林批孔”运动推向了全国。
(三) 以批“现在的儒”口号的公开化为标志的“评法批儒”运动。从1974年6月起,“批林批孔”运动转化为“评法批儒”运动。从广义上说,“评法批儒”无疑是整个“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从狭义上说,“批林批孔”侧重点是以“批孔”为手段,最后落实在“批林”上,而“评法批儒”则是在儒家的对立面上,预设一个“法家”,然后在学理上论证“尊法”的合理性。称其“预设”,是因为“儒法斗争”无历史根据地被看成是从古至今的一种历史现象,也就是“四人帮”一再强调所谓“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的观点。
从“批林批孔”转变为“评法批儒”,原因之一固然是政治目标的变化所致,也就是从“批林”带“批孔”,转变为批“现在的儒”,目标直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原因之二则是“批林批孔”出了混乱,几乎又将演化成新一轮的社会动荡,这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的两个文件可以看出。4月10日的《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5月18日的《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则强调“批林批孔”运动“不要扩大化”,要“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江青集团为了继续将“批孔”引向有利于其政治目的的方向上来,转而提出开展以“儒法斗争”为特征、以批“现在的儒”为重点的“评法批儒”运动。1974年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6月19日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又发表长篇讲话,为整个“评法批儒”运动定下调子。与此同时,江青集团还利用其写作班子,以及利用“专门写批孔文章的专家”①,从历史上寻找法家人物作文章,并且指令成立一个小组,选编法家读物。至此,以“儒法斗争”为主题的“评法批儒”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全国各报刊杂志、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相继制造了一批借“儒法斗争”为名的所谓研究文章,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研究秩序,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极其深广。
厄运之一:走入异途的学术研究
学术本是天下之公器,它完全是一种在尊重科学原则的基础上的艰苦脑力劳动。世风固然可影响学术风气的方向,但正当的学术风气亦可在文化深层之中为纯正世风提供思想资源。“评法批儒”运动中出现的学术研究,就学术原有之内涵,实对中国当代学术的发展根本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或知识积累,反而表现出一种极不正常的学风以及由此连带的世风,这就是思想层面和政治生活中的“斗争”哲学。将“评法批儒”纳入现代学术史中予以研究,实际上是在研究一种异类学术现象。
从学术范围上看,“评法批儒”运动涉及到哲学、历史、文学、教育等诸多方面,但所有的学科都不能逃脱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学术“失范”。“评法批儒”使当时的学术研究面临了整体性范式危机,犹如人们所说的“文革”导致中国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一样。
学术范式要求学术研究必须是在常规的学术秩序之中进行,而“评法批儒”则将学术研究彻底政治实用化,已无学术秩序而言。孔子问题、儒法问题,本都是学术问题,完全可以在正常的学术争鸣中加以讨论与解决,但在“评法批儒”运动中,这些问题却变得有特别的、在学术之外的意义。此处所谓的“意义”,不在学术探讨本身,而在学术之外的实用政治目的。早在“评法批儒”被江青定调之前,关于儒法问题,就已被提到为极左政治服务的层面上来,受到江青集团写作班子的高度重视。1973年9月,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登出石仑的《论尊儒反法》一文,首次将批林与评法和当下现实政治需要联系起来。文中杜撰了两条逻辑,一条是儒法是两个对立学派,并贯穿于历朝历代之中。另一条则是当代中国思想领域中有一股尊儒反法思潮,因此,“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要不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潮,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此文首提“评法批儒”的实用目的,是后来出现大批“评法批儒”文章的滥觞。
紧随石仑文章之后,罗思鼎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