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党在抗战时期民生观的直接鲜明的阐释
[摘 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解决民生问题阐发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陕甘宁边区据此开展了一系列具体的实践探索。以改善民生来促进社会和谐,是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民生;和谐
民生是构成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内容,也是社会组织活动的重要目的。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生活,作为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既有关于民生问题的宏观性的战略思考,也有微观层面的实践探索,这一实践对促进边区社会和谐起了积极作用,对今天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思想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则是在生产力发展中起主要作用的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高度关注民生、重视民生问题的解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科学论断。对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正确认识,是党的民生思想得以确立的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承当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党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并未因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的形势而有丝毫放松。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共在抗战时期将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即“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痛苦的民生主义”[1](P491)。这是对党在抗战时期民生观的直接鲜明的阐释。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际上指出了战时所面临的抗日、民主、民生三大问题,从党的纲领的高度把实行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并由中共中央所驻的陕甘宁边区为真正实现“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大理想”而作出表率。纲领的第七项专门讨论“改良人民生活”问题,其中包括“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什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剂粮食;赈济灾荒”[2](P356)等具体内容。这项规定,集中体现了党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不仅如此,党对抗战时期的民生问题还从宏观上阐发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对抗日、民主、民生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全面分析。
一方面,争取民主、改善民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指出:“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3](P130)“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4](P1076)而民主目标的实现,又须与民生问题的解决相联系,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民主政权的重要职能就是要改善民生。1943年1月,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信中指出:“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5](P1)。1944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在指出1945年的任务时,再次强调:“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必须用绝大精力去帮助人民。”“以便大规模地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不但应该使人民够穿够吃,而且应该使人民逐步地有盈余。”[5](P240)显然,与军阀的横征暴敛不同,中共首次将民主目标的实现与民生问题的解决紧密结合起来,不仅重视民生,而且将民生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关于“改善民生”所涉及的内容和实施的范围, 1940年12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中指示中共中央中原、北方、南方等各局说:“目前你们的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及封建大地主的专制主义及作初步的民生改良,一方面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另方面也应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只要不武装暴动,任何党派、阶层有活动之自由。”[3](P321)这里强调的是,为着团结抗日的目的,在改善工农生活条件的同时,也要保证地主资本家的必要权利,体现了抗战时期党的民生政策的包容性和灵活性。
另一方面,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中共在强调民生问题重要性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妥善处理改善民生与坚持抗战之间的辩证关系。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谈到在国民党投降的危险性增大的形势下的民主民生问题,他指出,争取民主、改良民生都应该与反对投降继续抗战的运动联结起来,并强调:“只有抗日才有实行民主可能,只有抗日与民主才有改良民生可能。这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实际,应该明白。”[3](P221)他还在报告的结论部分慎重告诫全党,“不应过分强调民主民生……目前应强调反投降(强调抗战)”,并指出在当时形势下,“民主民生在国民党区域是宣传口号,不是行动口号”[3](P234)。对于国统区,“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5](P225)。待抗战胜利、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后,“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5](P1)。也就是说,改良民生的要求和举措,应以有利于抗日为前提,以不破坏抗战为限度,对民生问题的改善,要与争取抗战胜利和推动人民民主相结合。在党的民生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所驻的陕甘宁边区在社会重建过程中,开展了一系列改良民生的实践探索,促进边区在战时条件下形成了和谐有序的内部环境。
二、陕甘宁边区的民生实践与社会和谐
(一)发展经济,促进生产,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
生产力的发展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条件,也是保证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陕甘宁边区从改善军民生活,关注民生的现实需要出发,坚持以解决经济问题为中心,把发展生产作为保证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基础性工作。
1941年8月,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指出:“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6](P187)在此思想指导下,边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争取抗战胜利”为经济建设总方针,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生产发展,切实解决民生问题。
奖励开荒,推广各种作物,提倡深耕细作。边区在1943年开荒九十七万六千多亩,使耕地面积达到一千三百三十八万余亩,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八十四万余石,比1942年增产十六万石,其中因开荒增产的粮食达到十四万五千石,因改良耕作技术而增产一万五千石。使全边区出现了有余粮的局面,广大群众也基本上做到了“足食”。实行优待移民、难民的政策,规定移难民开荒可取得土地所有权,三年不交公粮,减免义务劳动,政府帮助其解决吃住困难,借贷调剂耕牛种子等。按照这一政策,边区安置了大量移难民,一方面增加了劳动力,改变了边区人少地多、土地荒芜的状况,为开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减少了社会摩擦,初步理顺了社会生产秩序。此外,军队实行屯耕政策,以建立革命家务;引导农民实行变工政策,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鼓励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以增加劳动力;发放农贷,以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困难等等。这些政策措施的实行,使长期遭受军阀、土匪蹂躏的边区生产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一定程度上重建了边区的社会秩序,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促进边区社会和谐奠定了基础。
(二)减轻民众赋税负担,是改善民生、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必要举措
陕甘宁边区在推动生产发展的同时,也注意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尽量减少取之于民,最大限度惠利于民。毛泽东指出,在革命战争的条件下,为支持长期抗战的需要,由人民承担一定的赋税负担,是合理的。但同时,“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4](P893),“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4](P894)。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党在边区实行了休养生息的赋税政策。1942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批评了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需要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思想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他说:“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借以休养民力。”[4](P895)边区政府根据战争和生产丰收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税收,尽可能降低征税与产量的比例,保证了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
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的经费,并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致使边区外援断绝,财政陷入困境,人民负担随之加重。边区在1943年征收公粮十八万石, 1944年由于发展了自给经济,公粮减至十六万石,其他税收也减少了。1945年由于特大旱灾,粮食作物减产,公粮又减至十二万石。使人民生活在困难情况下仍有所改善。为从根本上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边区从1942年开始实行精兵简政。精简以后,机关、部队、学校节省了大量的粮食、燃料、日用品等。同时号召机关、部队、学校开展生产自救,发展自给经济,使民力动员大大减少。如“延安1941年动员民力六万多个, 1942年只动员两万八千多个,减少了一倍多。绥德1941年动员民力七万五千多个,1942年至九百个”[7](P507)。所有这些举措,一方面切实减轻了民众负担,保障了民生之改善。另一方面,党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与农民群众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