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以2011年到2020年我国军工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展开了实证探讨分析，从实证与理论的两个维度探讨分析了以下问题：第一，技术溢出的存在对军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何种影响；第二，基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而实施的股权激励与军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及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
1绪论
1.1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逐渐由高增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决定了经济增长模式由单一要素驱动升级为全要素驱动和创新驱动。国防科技工业作为国家战略部署的重点产业，拥有先进的技术水平、雄厚的研发软实力和硬实力等优势，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进步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15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以此促进制造业深入创新、提质增效，进一步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同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定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军工企业作为制造强国战略和军民融合战略实施的重要载体，需要不断推进创新、实现高效运作与发展，提高要素生产率。据美国国务新闻网《防务新闻》（Defense News）2021年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世界军工百强企业中有50家企业来自美国，其中仅有7家中国军工企业上榜，且其防务总收入仅占榜单总收入的17.3%。这一数据表明我国军工企业发展虽已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较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军工企业仍需不断开拓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在影响军工企业生产效率的众多因素中，技术溢出作为其中重要的一条逐渐受到关注。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成果可通过不可控的溢出效应使研发投入产生的效益由研究者向模仿者转移而使创新主体受益低于社会收益，导致企业研发的“惰性”，减小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赵中华等，2013）。近年来我国为深入实施军民融合战略、推进军民技术共同发展，先后出台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科技成果转化法》、《军用技术转民用推广目录》等政策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军用技术无偿向民用领域的推广扩散。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军工企业的技术溢出特征将如何影响生产率需进一步研究讨论。
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第一，本文基于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军民融合深入发展的背景，将股权激励与技术溢出纳入到研究框架中，使得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测度军工企业生产效率更加具有系统性。第二，在军工企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当下，有效结合外部性理论、激励理论与上市公司数据，对军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进行深入分析，是对现有军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进一步补充与细化。第三，基于对军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溢出效应的机理分析，构建其对行业内企业发展影响的作用模型并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是对军工企业技术外部性特征的理论探究，这对分析军工企业技术创新与外部企业的互动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1.2.2实践意义
第一，对军工企业生产效率的实证研究，准确全面的剖析技术溢出、股权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对军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规划、股权激励机制设计具有现实意义。第二，在企业资源有限的背景下，通过识别影响企业生产率的相关因素与作用模式并进一步评价现有政策的有效性，有利于军工企业优化分配现有资源。第三，研究探析技术外部性特征对军工企业的影响，不仅有利于企业制定相关战略规划，同时对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措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2.1核心概念界定
2.1.1全要素生产率
生产率（Productivity）是指单位投入对单位产出的贡献，是衡量经济活动中投入产出关系的重要指标，也是检验经济主体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根据投入要素种类多寡，生产率主要被划分为单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两类。单要素生产率是指某一生产要素的投入对总产出的影响，如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戴维斯（Davis，1954）提出，考虑生产活动中所投入的所有生产要素才是评价一项产出活动是否有效率的关键。基于此，学者们随之提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这一概念。20世纪5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派索罗（Robert Merton Solow，1957）创造性的提出“索罗余值”一词，是对全要素生产率最初解释，即指在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量保持不变时，产量仍然能够增长的部分。并用这一“剩余”部分衡量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之后的多数学者均将全要素生产率等同于技术进步。丹尼森（Denison，1967）、乔根森（Jorgenson，1967）等通过统计分析方法提出了针对全要素生产率测算问题的解决方法，从理论和方法上发展了全要素生产率。1994年克鲁格曼（Krugman）发表的一篇《东亚奇迹的神话》正式将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推向学术界。此后，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学术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其理论和测算方法不断发展、涉及领域也不断扩大。随着理论的不断完善发展，也有学者提出全要素生产率不仅代表技术进步，还包括市场竞争、规模效应、技术创新等（鲁晓东等，2012；蔡昉等，2018）。
在已有学者研究基础上，本文参考借鉴鲁晓东等（2012）、蔡昉等（2018）、任灿灿（2021）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军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军工企业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是用来衡量有形要素（如资本、劳动、土地等）所无法衡量的产出增长，包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管理效率等要素。从本质上看，军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就是一种资源的配置效率，配置效率越高、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企业发展质量越好。
2.2文献综述
2.2.1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研究
（1）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
国外关于技术溢出的研究较早，研究范围逐渐由微观转向宏观层面。MacDougall（1960）最先将技术溢出效应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进行解释，Arrow（1962）最早提出企业经营管理旨在降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其后，Terleckyj（1974）、Griliches（1979）以及Scherer（1982）较早的注意到了一个行业的技术创造能够对其他行业的生产率产生影响。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逐渐受到学界关注，Spence（1984）研究发现技术溢出企业同时也会吸收其他企业的技术溢出，从而减少生产成本。Jaffe（1986）构建了测算企业间技术溢出的指标体系，为后续开展技术溢出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随后学者发现，技术知识作为技术溢出的重要内容，可通过媒体、研发合作、科学出版物等方式传播扩散（Zenona，2019），其吸收程度受到企业流动现金持有量（Qiu等，2015）、吸收能力等因素的影响（Jong-Min oh，2017）。同时，技术溢出作为企业的一种外部特征，不仅影响了企业创新模式的选择（Seong K，2020），而且进一步影响了市场对企业的估值（Phuong-Anh等，2020）。随着研究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大，Syeda（2016）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和地区生产力的提高。
国内研究中，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技术溢出是主要研究方向。尹静等（2006）通过构建技术相邻指标和技术溢出指标测算了我国制造业地区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发现技术溢出的存在会促进地区研发投入的增加和专利申请数量增加。 一方面技术溢出通过行业间和跨区域地区间的人才流动、研发合作等渠道促进行业和地区生产率的增加（龙志，2008；潘文卿，2011），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技术扩散并不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陆国庆，2011）。随着空间计量技术的应用，溢出效应的研究逐渐转向地理范围上的扩散，研究发现地区创新能力、吸收能力、地区产权保护等因素是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主要因素（朱平芳等，2016；魏新颖等，2017；韩科振，2020；张晨，2021）。随后，李文辉等（2021）以高校这一研发主体为对象，探索经济发达地区高校技术创新的溢出渠道，发现校企合作、联合研发、学术创业是高校创新溢出的主要模式。
3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13
3.1理论基础 ................................... 13
3.1.1外部性理论 ................................ 13
3.1.2委托代理理论 ........................ 13
4军工企业技术溢出、股权激励与全要生产率关系研究设计 ...................... 21
4.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21
4.2变量选取与测度 ................................. 21
5军工企业技术溢出、股权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 ........................ 29
5.1模型设定 ................................ 29
5.2实证结果分析 .................................. 29
5军工企业技术溢出、股权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
5.2实证结果分析
5.2.1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1）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5-1展示了本文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包括各个变量的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以及标准差。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知道，运用LP法计算的我国军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标准差为0.94，均值为15.56，最小值为12.55，最大值为18.57，表明我国军工企业总体发展较好，同时可以发现在企业间亦存在不小差异。解释变量技术溢出最小值为0，最大值却高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