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对高管法律背景和企业税收规避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指出目前高管个人特征影响企业税收规避的相关研究中，对高管法律背景的考察仍有不足。以高管法律背景为切入点。
1 文献综述
1.1 高管法律背景的相关研究
高管异质性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经济后果是高阶理论关注的重点内容（Hambrick and Mason，1984）。对于企业战略、财务决策而言，高管需要具备与之相应的专业知识、技能、经验，而在某一领域受过的专业教育或职业经历不仅让高管拥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还塑造了个体价值观念和行事风格，使得企业决策带有鲜明的个人烙印（Custódio and Metzger，2014；Benmelech and Frydman，2015；姜付秀等，2018）。一系列教育和职业经历中，法律背景重要而特殊，对风险管理有战略意义（Ham and Koharki，2016；Pham，2020）。聘用法律独立董事或者直接聘用法律背景的管理者能够有效地应对日趋复杂的法律风险，学界对法律背景的关注日益增加（何威风和刘巍，2017；Henderson et al.，2018）。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企业聘用法律独立董事或其他高管的动因及其经济后果。
独立董事有咨询、监督和决策职能，发挥了重要的治理作用。企业聘用法律独董的原因方面，Agrawal和Knoeber（2001）较早的研究表明，较大规模和较高环境监管成本的公司更愿意聘用法律外部董事，这些董事扮演了政治角色，公司希望通过他们来获得政府各项政策的扶持；何威风和刘巍（2017）的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法律独董发挥了咨询功能，这也是他们被聘用的原因，法律诉讼、股利分配、股权转让以及资产收购等活动较多的公司更愿意聘用法律独董，且相较于来自高校的法律独董，有好声誉和丰富实务经验的法律独董更受公司青睐。除了咨询功能，也有很多学者发现，企业聘用法律独董是为了发挥他们的监督功能，例如，Krishnan等（2011）的研究表明，法律董事发挥了更好的监督功能，提高了企业财务报告质量；Litov等（2014）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中法律董事除了在监督管理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外，还有助于降低诉讼风险和监管成本，提高企业价值；郑路航（2011）发现，法律独董是法律方面的专家，这样的身份标签能给高管带来心理上的“震慑”作用，促使他们守法守规，有助于减少公司和高管个人违规事件的发生。
1.2 企业税收规避的相关研究
1.2.1 税收规避的概念界定
国内外学者对于税收规避的表述存在差异。Murphy（2004）将避税定义为在税法承认的范围内用合理方法最小化纳税义务的行为。Dyreng等（2008，2010）将税收规避与偷税、逃税违法避税行为区分开来，将税收规避定义为所有可以帮助企业规避所得税税负的合理的交易行为，该定义并没有区分税收优惠的实际活动、为减少税收专门采取的避税活动和游说活动的针对性税收优惠。在前者的基础上，Hanlon和Heitzman（2010）拓展了税收规避的概念，视税收规避为一种连续的税收规划策略，将合法的交易活动如市政债券投资和不合法的激进交易行为如偷税、逃税都包含在内。田高良等（2016）将合法的节税行为和具有不违法性的避税行为统称为税收激进行为，税收规避与税收激进同义，税收规避越激进意味着公司使用的避税措施越多。陈旭东和王雪（2011）与Hanlon和Heitzman（2010）相似，采用了广义的定义，将合法的节税行为和落入灰色地带或不合法的激进避税行为统称为税收规避。
实证研究中常用的企业税收规避的概念表述为税收规避（tax aviodance）、税收激进（tax aggressiveness）、逃税（tax evasion）等。实务中，完全正当和不完全正当的税收筹划行为没有明晰的界限。实际上，企业避税策略的激进程度与合法性取决于观察者的主观判断与税务机关的事后认定。因此，与税收规避领域的大多数文献相同，本文采用广义的定义，不考量税收规避行为的合法性，不区分节税、避税、偷税与逃税，定义税收规避为所有可能降低企业显性税收负担的涉税活动（陈旭东和王雪，2011，李成等，2016）。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2.1.1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是契约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最早由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由于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函数不一致且存在信息不对称，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委托代理问题（Arrow，1985）。道德风险是指当委托人监督存在困难，代理人采取的对委托人不利的行动，逆向选择是指代理人掌握了委托人没有的私有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作出利己的决策。
我国公司中存在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和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孙蔓莉等，2012）。基于理性人假说，公司中作为委托人的股东与作为代理人的管理层利益目标追求不一，股东以财富最大化或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管理层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两者之间出现利益冲突。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管理层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机会，管理层为追求自身利益牺牲了股东利益。其中，非效率投资、短视行为、安逸生活和帝国建造等为委托代理问题具体表现（Kim et al.，2011；江轩宇和许年行，2015）。
传统的税收规避理论假定企业纳税人与个体纳税人存在相似之处，企业的 纳税策略不会受到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产生了两类代理问题，税收规避决策的制定常常受各方利益的共同影响（Slemrod，2004）。Slemrod（2004）及Crocks和Slemrod（2005）基于代理理论的框架模型提出了避税的代理观，解释了代理冲突如何影响企业避税行为，并考察了企业激进避税的后果。避税的代理观认为，两权分离条件下，企业税收规避为管理层寻租和大股东掏空等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这种情况下，管理层的避税行为并不完全为股东创造财富，而是利用避税获取的财富谋取私利，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尤其如此（Desai and Dharmapala，2006）。企业税收规避会导致较多寻租行为的原因在于：其一，避税给公司带来了更多的现金流，为管理层侵占资源、谋取私利创造了条件；其二，管理层为了让寻租行为不被税务机关发现，构造了复杂交易来隐瞒公司避税细节，使得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掌握不了公司真实财务绩效，无法对管理层实现有效的监督（Hanlon and Heitzman，2010；刘笑霞和李明辉，2018）。
2.2 研究假设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经济的关键阶段，证券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司法介入速度较慢，法律执行力度还不够（Peng and Luo，2000）。这样的环境中，作为非正式制度，高管的烙印特征能够弥补正式法律、金融制度等缺失的漏洞（Marquis and Tilcsik，2013；杜勇等，2019）。高阶理论认为，高管并非完全理性，其异质性特征使得他们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存在差异，深刻影响了公司决策（Hambrick and Mason，1984；姜付秀等，2018）。按照烙印理论的解释，高管法律背景既可能导致企业税收规避的增加，也可能会导致税收规避的减少。
2.2.1 风险规避观
基于烙印理论，法律背景高管接受法律专业知识教育的阶段和法律行业从事相关工作的阶段是两个“敏感期”，法律相关的教育和职业经历对身处其中的高管产生了较为持续的影响。法律背景的烙印效应使得高管在风险管理、公司治理方面拥有优势（Henderson et al.，2018；Pham，2020；雷宇和张宁，2019）。他们对于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更为警觉，会防范风险，使企业行为合法合规，发挥了监督功能；更高的职业道德和更强的自律能力能够让他们自我约束和监督，降低了代理成本，发挥了治理作用，因而能够减少激进的税收规避活动。由此本文提出风险规避观，即高管法律背景会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
一方面，法律背景高管对法律风险的认知会促使企业减少税收规避。高管避税时，会综合权衡避税的收益、成本以及风险（代彬等，2016）。实施激进的税收规避行为，不仅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如果构造了复杂交易，被税务机关发现，还会遭受稽查或处罚，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各种成本（姚立杰等，2018；文雯等，2019）。而且，由于避税往往夹杂着偷漏税行为，一旦被查实，高管会受到监管部门处罚，会损害在劳动力市场的信誉和形象，继而对未来的职业生涯产生负面影响（Falato et al.，2015；田高良等，2016；严若森等，2018；文雯等，2019）。法律背景高管接受过系统和专业的法律知识教育，拥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他们对企业激进避税所面临的税务稽查风险有着深刻认知，为了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和声誉损失，发挥了监督功能，实施更为谨慎的风险管理决策，减少了企业税收规避行为（Krishnan et al.，2011；Pham，2020）。此外，法律精神要求法律背景高管具备严谨性和准确性，使得他们形成审慎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辩证分析能力，对于企业税收规避等风险性决策，他们会更为保守和稳健（Henderson et al.，2018）。
3 研究设计...................... 25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25
3.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25
4 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