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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简析农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

日期:2018年01月15日 编辑: 作者:无忧论文网 点击次数:1239
论文价格:免费 论文编号:lw201109262226352296 论文字数:10000 所属栏目:农村经济论文
论文地区:中国 论文语种:中文 论文用途:职称论文 Thesis for Title

农村经济:《简析农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

摘 要: 笔者着重探讨农业和农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九个问题,指出战略性调整的重点就是要把农业、农民、农村等“三农”问题联系起来,把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融会贯通,把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整合在一起,把农村的问题和城市的问题联系起来,做整体考虑,这样才能有整体性的统筹安排和谋篇布局,才能从根本上取得突破。

 

关键词: 结构调整;“三农”问题; 城乡互动

 

一、 农业双层经营体制问题
这是影响农业和农村微观基础的核心问题。第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破除了人民公社的体制,确立了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体制也逐渐显露出它的不适应性。
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作为农户分户经营,农户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确立,土地还不是农民自己的,农户进行经营还不断地受到来自“统”的层次的干预,而难以得到这层次的服务。农户经营只是作为双层经营的一个层次,而不是作为一个实体出现,也就是说它受制于统的层次,并没有真正形成市场的主体,它与市场的衔接还受到统的层次的阻挡。
第二,从统一经营方面讲,主要是限于社区集体经济,服务的功能方面主要是产中方面,而难以转化成产前和产后等方面,这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显然是不适应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的经济活动已经冲破了社区,但是过去统的层次往往把农户的活动限制在社区内。另外,由于统的层次没有真正受农户的监督,它的运行机制存在很大的问题,不能够真正地为农户服务,反而在很多地方成为增加农民负担的一个层次。
第三,统和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不行,基本还是一种行政的结合,而不是经济的结合,双方不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关系。虽然名义上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但往往是统的层次是借服务来向农户索取费用,而农户对统的层次奈何不得。据有关统计,现在乡村两级负债达3 000亿元,过去一直倡导的集体经济难以为继,而一直被指责为集体经济“空壳”的浙江农村经济却一枝独秀,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因此可以看出,这次战略性结构调整就是要彻底解决上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形成的这种体制问题,让以上分析的这三个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让农户成为独立经营的主体,能够直接和市场发生关系;统一经营的层次要发挥自己的优势,真正为农户服务,得到农户的监督,被农户所选择;统和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要由过去的行政关系变为市场的交换关系,实现双向选择,在这种双向选择、市场交换的关系中提高双方的效率。当然这样一种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层次的内涵和外延已经有很大变化,不局限于社区,也不局限于某一个产业而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无论在平面还是立体上都有很大的扩展和提高。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问题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这次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途径和手段。这样一种经营方式在第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时候还没有出现。但是那次战略性结构调整创造了产业化经营的基础,也就是农户经营。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乡镇企业,培育了产业化经营的企业家,开拓了产业化经营的市场环境,可以说是启动了产业化经营。但是在后来阶段,对产业化经营没有准确的认识,当时还限于专业户、大户等“两户”经营等方面,仅从生产、加工和流通单个环节上阐述农村的商品经济,对其综合和提升作用评价不够。后来产业化经营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后,由于各方面受传统理论的局限,认识不同,长期陷入争论,没有形成政策共识。
直到90年代后期,由于供求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面对入世,人们对过去农业政策开始反思。从无数次挫折和失败中,从一些成功的典型经验中,大家逐渐看到产业化经营培育出了真正能够带动农户的企业家,由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来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才是最稳妥和可靠的,是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主要抓手。
所以,产业化经营在这次战略性结构调整中将起到枢纽和核心的作用。另外,人们对产业化经营的意义的认识也深化了,看到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以上讲的为农业现代化开辟道路的体制改革,如双层经营体制的变化,也要通过产业化经营对过去的体制加以改造,对新的体制进行催生。
在新时期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就要解放思想,对农业、对产业化都要有全新的认识。在新的发展时期,要看到农业不仅仅是衣食之源,还派生出农业食品产业、农业纤维产业、农业生态产业、农业文化产业、农业资源产业、农业信息产业、农业科技产业和农业服务产业等多种产业,形成庞大的体系,它们放射状地与国民经济相衔接。在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企业家发挥创新作用,根据国民经济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变化,使农业的多功能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广大农民在经营多种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换,不但农业和农村有了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推动了国民经济结构的转换。产业化经营与农户的关系也不是像过去双层经营体制的那种关系,而变成一种市场交换关系,是农户与企业家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相互选择,优势互补,并在相互选择中使优势的农户和优势的企业家脱颖而出。优势的农户与优势的企业家结合起来,就能够稳定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三、农民、农村的分化问题
随着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双层经营体制的变化,那么农民、农村的分化势在必行。上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中之所以形成了双层经营体制,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指导思想还是不想使农村、农民分化,而是按照一种发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人为设定的目标和思路进行,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人民公社时的思维模式。但是后来的发展证明,农村、农民不分化,农村的生产力就不会活跃起来,要素就不能得到合理的优化配置,社区的范围就不能够突破,小农为主的传统社会就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当然,一提起分化,很多人就会说这是两极分化,违背了共同富裕的方针。但是我们要反问,如果没有这样的分化,资本不积累,哪来的企业家和企业资产的形成?没有企业家和企业的形成,怎么能够雇佣农民,产业农民的就业机会,进而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呢?又怎么能够在此基础上调整农村的消费传统、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形成城市化呢?农村的分化,农民的分化,并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是在分化中产生差距,在差距中产生动力,在动力的催促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跟着富裕起来,在大家富裕的同时,又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
在不平衡与平衡互动的过程中,农业、农村、农民都得到了进步,得到了发展,中国三农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而且只有在农村和农民的分化中,蕴藏在“三农”中的优势才能够发挥出来,才能够产生新的动力和示范,带动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变化,产生出新的需求变化,逐渐与城市沟通,使农村的各种要素资源范围流动,与城市资源相融合,形成新的增长极,促使中国的整体竞争力提高,反过来又为“三农”的发展在宏观方面起到催促和带动作用。

 

四、农村市场体系问题
农村、农民要分化,企业家要产生,产业化经营要发展,很大的问题就是需要有要素的重新优化组合。企业家拿什么来进行发展呢?要有土地、资金、信息、科技等一系列的生产要素。经过企业家聚集要素,创造性的劳动,就会产生新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村社会才有更大的变化。在上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中,在市场体系方面着重于农产品的市场,当时我们搞活流通,尤其是像经济作物的放开,对当时活跃农业、农村起到很大的作用,对当时的产业结构调整也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一次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中市场体系培育的关键是要发育要素市场。
首先是土地市场。现在土地还是社区集体所有,改革20年后还停留在2亿农户均分土地的格局,没有真正地搞活;土地要被国家征用时,农民也不能进入一级市场,很多利益都流失了。
更为严重的是,土地不流转,就不能形成一定规模的专业农户,就不能培育出真正能够参与市场竞争的理性的市场主体。由于历史及国情不同,我们是不可能很快形成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那种“大农”格局,但这并不等于就不需要政策引导农户重组兼并及与此相联的土地规模经营,因为在一些需要土地资源的产业中,不到一定的土地经营规模,农民兼业经营,以自给自足为主,就不会专业化;而没有专业化,也不可能有竞争与合作等一系列现代市场行为。现在要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就要搞活土地。要在30年承包不变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使土地“物权化”,土地权证可以抵押、买卖、转让等,促进土地的流转。要建立农村土地有形的流转市场,让农民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市场交易中培育自己的土地市场。
其次是企业产权市场。我们要在战略性结构调整中真正优化配置要素资源,就要把遍布农村的大大小小的企业都投入市场,使它们既能够进入,又能够退出。现在很多乡镇企业需要扩张升级,同时又有不少乡镇企业不景气,很多资产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建立企业的产权市场,在此基础上实施大范围、多层次的资本运营加以解决。我们应该借鉴过去山东淄博等地的经验,注意形成地方的股票市场,支持柜台交易的发展。因为很多股份制企业都是用股票的交易来实现资产置换。
再次是农村的资本市场。现在农业产业要发展,必须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现在金融市场不发育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瓶颈。为此要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借鉴建国初期允许“借贷自由”(当时著名的“四大自由”政策之一)的经验发展农村的民间金融。此外要以形成农村科技有形市场为主,来盘活农村急需的科技资源。

 

五、人力资本问题
中国历史上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人们的思路总是陷在人地矛盾现象中,认为土地等资源有限、而人口太多又需要保障,于是总强调“耕者有其田”,在平均分配每户农民的土地上做文章。而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证明,只有发挥人的能动作用,靠企业家经营,才能走出人地矛盾的怪圈。像浙江、广东等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