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医学论文，笔者认为患者情绪线索的强度和类型会影响医学生的共情敏感性。医学生对高强度情绪线索识别的表现（速度和准确率）优于低强度线索，对完整视频和音频线索的识别表现也优于无声视频线索。
第 1 章 绪论
1.1 共情概述
共情（Empathy）是指个体知觉和理解他人的情绪并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Decety, 2020; Decety & Jackson, 2004)。高共情个体更关注他人的情绪变化(Decety & Fotopoulou, 2014)，会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如助人、合作、捐赠、分享和安慰等）(Decety et al., 2016; 丁凤琴, 陆朝晖, 2016)，社会适应性更强(肖凤秋等, 2014)。然而，目前学者们对共情的定义和维度划分尚未达成统一认识，还需进一步整合(Eklund & Meranius, 2021; 郑日昌, 李占宏, 2006)。
有学者将共情视为一种人格特征或一般能力(Hojat et al., 2016)，或将共情视为一种在特定情境下的认知和情感状态(Gladstein, 1983)。还有一些研究者把共情视为多阶段的动态体验过程(刘聪慧等, 2009)，不仅考虑了共情的瞬间体验，而且关注产生和传播共情状态所涉及的具体过程(McLeod, 1999; 郑日昌, 李占宏, 2006)。值得注意的是，Barrett-Lennard 的共情循环模型主张共情包含共情识别、共情表达以及感知共情三个阶段(Barrett-Lennard, 1981)。
共情是一个由多种成分组成的多维结构 (丁凤琴, 陆朝晖, 2016)，它可能包含了多种涉及人际情绪交流的心理加工过程(Jamil, 2017)。在研究初期，学者们普遍将共情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要么偏认知(Hojat et al., 2002)，要么偏情绪(Michalec & Hafferty, 2021)，后来逐渐向多维度发展(Davis et al., 2006)。具体地，双因素理论认为共情应该具有两个维度：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和情感共情(affective empathy)(Chrysikou & Thompson, 2016; 颜志强等, 2018；Davis, 1983; Gladstein, 1983)。也有人认为，共情是由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三个系统协调配合形成，因此将共情划分为三个成分：认知共情（理解他人的内心状态和观点）、情感共情（感受到与他人类似的情绪情感）和共情行为（对他人的理解、尊重和支持的言语与非言语表达），并且主张这三种成分同时在特质和状态两个层面上发挥着作用 (Shanafelt et al., 2005; Stepien & Baernstein, 2006; 刘聪慧等, 2009)，一些研究也证实了这三个成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稳定存在(Zhang et al., 2014)。综上表明研究者们日益注重从多维的角度来研究共情，并且重视研究共情过程。
1.2 共情循环理论——共情是多阶段的动态过程
Barrett-Lennard 提出共情的循环模型（理论），主张共情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涉及共情识别和理解阶段、表达共情阶段（言语/非言语）和感知共情阶段。如果共情者准确识别了他人的观点、态度和情绪，有效表达出来并被他人感知到，最后通过共情对象的反馈又会促使进一步的共情(Barrett-Lennard, 1981)，形成一个动态的循环，在该循环中各个阶段环环相扣，相辅相成，并层层递进。
具体地，该理论认为共情包括并依赖于一系列的过程或循环。共情过程一旦启动，便会直接涉及三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在发生的位置和内容上均有所不同。阶段 1：共情识别和共情理解。共情者倾听和识别共情对象的情绪表达，进而对其产生共情和个人理解。该阶段共情者积极地关注共情对象(带着共情倾向)，同时共情对象在沟通过程中以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直接或间接表达了自己的情绪感受、经历或观点和想法(伴随着期待、希望或相信共情者是接受的)，之后共情者及时敏锐地识别与解读并产生内部共情。阶段 2：表达共情理解。共情者以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表达或显示对共情对象观点的理解和情感的体验。阶段 3：感知和接受共情。即共情对象注意到共情者的表达和反应，进而形成一种感觉或感知。之后共情对象继续自我表达，同时携带了对共情者的反馈。一种是对共情者分享观点的内容或情感体验(即阶段二表达)的确认或纠正；另一种是共情对象通常在多大程度上感知到共情者理解和关怀的信息。最后，假设共情对象的进一步表达超出了反馈元素，并且共情者的注意力得以持续，则共情过程循环已经转了一整圈，并再次进入新的循环，不断增加或更新内容(Barrett-Lennard, 1981)。
第 2 章 问题提出与研究构思
2.1 问题提出
在中国，医学被称为“仁术”，医生被誉为救死扶伤的“仁爱之士”。然而，随着当代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冷漠”却成为了医生的代名词。与此同时，医患矛盾不断升级，甚至在向暴力转化(Tucker et al., 2015; Zhang & Sleeboom-Faulkner, 2011)。有学者认为，现代医学的人文关怀危机，部分源于医务人员共情的缺失。共情与医学人文精神紧密相连，具有良好共情能力的医生，必定也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高共情的医生愿意并且能够将自己“代入”患者（及其家属）的角度(Dominiczak, 2017)，对患者处境进行设身处地地思考，对其情绪状态产生感同身受的情绪分享，这些也会唤起患者积极的共情反应，进而形成温暖和谐的医患关系。由此可见共情是化解医学人文危机的关键所在，强调共情对临床医生的重要性，也是对医学人文精神回归的倡导。
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医患冲突，从侧面揭示了医患之间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追根溯源，医患沟通不畅和共情缺乏及医患信任下降是人际关系层面的主要原因（Wu et al., 2021）。共情是医患沟通的核心要素，是医患互动和医患信任的基础，它像搭建在医患心灵上的一座桥梁，联结着双方的情感和关系。大量研 究表 明共 情 可以促 进更 高的 满 意度和 依从 性以 及 改善患 者的 临床结果(Derksen et al., 2013; Lelorain et al., 2012)。高共情的医生能够敏锐觉察和深刻体会到患者的情绪情感，能够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患者，进而增强医患双方间的信任，改善恶化的医患关系(Derksen et al., 2013; Jani et al., 2012; Wang et al., 2022; Wu et al., 2021)。
然而纵观近年来医生共情的研究现状以及前文的综述可知：医生共情敏感性和共情表达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过往研究偏向于评估和改善医生共情表达能力(Brodahl et al., 2021; Hur et al., 2014)，忽视了医生共情敏感性对产生共情行为的影响(Eide, 200;Bry, 2016)。医生如何在第一时间准确敏锐地觉察到患者的情绪状态和想法，并进行恰当正确的共情表达，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2.2 研究构思
2.2.1研究框架
共情涉及三个阶段：识别和理解阶段、沟通阶段和接受感知阶段。在医患互动中前两个阶段是基于医生的反应，后一阶段反映患者的感知和接受，第一阶段医生识别共情机会的能力（共情敏感性）最为重要，识别之后医生内心产生理解和体验（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并借助言语或非言语行为表达，最终医生表达的共情被患者感知，进而促进患者的就医体验。基于共情循环理论，本研究将围绕共情的三个阶段展开研究，希望通过改善医生的共情识别和共情表达促进患者的感知共情，进而改善患者满意度。
首先考查识别阶段的共情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及共情敏感性与共情能力的关系；其次考察医生共情表达模式对（共情表达方式*表达内容）对患者感知共情和满意度的影响；最后基于前面研究的结果进行针对性干预并从医患双视角考察干预的短期和长期效果。具体研究的逻辑框架图如图 2-1 所示：
第 3 章 研究 1：医生共情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共情能力的关系........ 22
3.1 问题提出.............. 22
3.2 研究目的........................... 23
第 4 章 研究 2：医生共情表达模式对患者感知共情与满意度的影响 ........ 34
4.1 问题提出...................... 34
4.2 实验 2a 共情表达方式对患者感知共情和满意度的影响 ........... 36
第 5 章 研究 3 低共情医学生的综合性共情干预研究 ..................... 45
5.1 问题提出............ 45
5.2 研究目的........................... 46
第 6 章 总讨论
6.1 共情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共情能力的关系
本研究基于共情循环理论探究了共情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及共情敏感性与共情能力间的关系，并从患者视角评价医生不同的共情表达模式对患者感知共情和满意度的影响，最后对于共情能力较低的实习医学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