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工商管理论文，本文的研究以控制权回报为线索，揭示了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和腐败之间的作用机理。试图揭开权力（控制权）引发腐败的黑箱，揭示国有企业高管滥权型腐败背后的制度诱因。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1.1.1 研究背景
企业家是推动一国经济发展、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企业变革和创新的强大驱动力。国有企业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历经近 40 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在中国商界是最活跃的群体，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是，近年来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相关报道频频见诸于媒体报端，屡遭诟病，成为国有企业发展之殇，给国有企业企业家群体造成了一种尴尬的生存状态。防范和治理国有企业高管腐败已成为党中央及各级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探讨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的关键诱发因素及其治理对策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从以往查处的国有企业高管腐败案件来看，腐败特点呈现出从寻租型腐败向滥权型腐败转变的趋势，其基本表现是超额在职消费和对国有资产的非法侵占、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问题比较严重。随着中央巡视组大规模进驻国有企业，高管腐败问题不断被曝光，一些贪腐案件被相继公开，从中可以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的几个典型特征：
（1）腐败高管多为“一把手”，且有较高行政级别，拥有企业决策和资源配置的强大话语权。企业决策“一言堂”，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监事会等民主管理渠道形同虚设，企业“一把手”成为腐败的高危职位①，两个最有可能成为公司一把手的职位就是董事长和总经理②③。而且，高管一人身兼多职的现象非常普遍④，造成高管权力垄断化、个人化问题非常突出。
（2）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状况相比于民营企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据统计，在曾经被调查过的 152 例企业高管腐败案件中，国有企业高管腐败 127 例，占总案件的 83.55%⑤。虽然，多数上市国有企业将高管落马原因统称为“严重违纪违法”，但具体腐败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受贿、贪污和挪用公款。充分说明当前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相比于民营企业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就是带有明显的渎职滥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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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从理论意义来看，本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理论的缺口。
第一，丰富了对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的理论研究。过去多数学者的研究围绕“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逻辑展开，但对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的来源及作用机理分析尚不够全面、透彻，同时对于控制权回报的双重属性缺乏深入的理解。本文深入剖析了国有企业改革制度变迁下高管控制权的形成和演化机理，认为行政干预下控制权主体企业家角色异化和控制权回报机制的扭曲会催生腐败，揭开了权力（控制权）引发腐败的黑箱，揭示了国有企业控制权催生腐败的制度诱因和形成机理。
第二，拓展了委托——代理理论中关于控制权激励作用的理论研究。国有企业作为现实存在的典型样本，企业高管的控制权问题具有特殊的内涵，由于发挥显性激励作用的薪酬机制效果不明显，控制权对于企业高管的激励具有着关键的作用。同时，在行政干预下，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与政府权力紧密结合而被放大，形成以“控制权回报”为核心的国有企业高管独特的激励逻辑。近年来，腐败问题在国有企业的集中爆发让我们不得不质疑这一激励机制所存在的制度缺陷，需要重新审视国有企业中控制权回报机制所存在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现有的控制权激励理论。
第三，为企业家理论提供了更丰富的经验证据和理论解释。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出现都需要良好的制度驱动环境，控制权对企业家精神租金创造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行政干预下国有企业控制权主体“亦官亦商”，出现了企业家角色异化现象，实际角色（官员）与名义角色（企业家）之间发生偏离，企业家精神受到扭曲；其次，在行政干预下，国有企业控制权回报机制的扭曲导致了企业家能力的错配，催生腐败。本研究力图为新时期下国有企业企业家的健康培育和正确引导提供行之有效的经验性解释和有力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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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梳理
2.1 关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的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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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关于控制权对企业家激励的文献研究
从完全契约发展到不完全契约，由于所有者不可能对享有公司控制权主体的所有行为进行完全的契约化规定（杨瑞龙和周业安，1998）①，因而，人们越来越发现，控制权的获得和实现较剩余索取权更具有根本性的研究价值，这诱导后来的研究者开始更多的关注对于控制权的研究。
2.2.1 控制权的正向激励
曼尼（1965）较早把控制权作为激励因素进行研究，提出控制权收益能够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优秀的管理者的标志在于善于运用权力，能够通过影响他人建立权威，权力还被管理学家认为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力量，权力是有效管理的必
要条件，控制权对于企业家具有重要的激励功效，而且更大的控制权意味着更大的企业家回报（Mc Clelland，1976）。作为现代企业理论的奠基之作，科斯（1937）开创性地提出企业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机制发生作用，并把“权威”作为企业区别于市场的特征，事实上明确了企业家的作用。胡晓阳（2006）认为，从权力特征来看，科斯所说的“权威”实际上就是企业内部控制权的配置关系。Aghion（1992）②等认为，最有效率的控制权安排是企业家控制。Aghion & Tirole（1997）从不完全契约的角度分析了权力的重要性和激励性，通过建立委托——代理模型，证明了授予正式权力给代理人，虽然会削弱委托人的控制权，但是能够促进代理人的积极性，有利于组织目标的改进，并界定了法定权力（Formal Authority）和实际权力（Real Authority）。Harris & Raviv（1988③；1989④）、Aghion & Botlto（1992）等经济学家明确地将企业收益分解为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认为应该据此出发来研究企业的契约安排。蹇明（2006）认为，企业家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对于权力的需求，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就在于拥有能够配置其它资本的资本，如果没有权力，则一切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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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产生的制度背景与形成机理 ................................... 48
3.1 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形成的制度背景....................... 48
3.1.1 下放企业经营自主权，高管控制权开始形成.............. 48
3.1.2 国企股份制改革，内部人控制问题出现..................... 50
第 4 章 国有企业控制权回报下的企业家激励悖论 ...................... 58
4.1 国有企业企业家的角色异化...................... 58
4.1.1 制度变迁下企业家成长的演化.......... 60
4.1.2 企业家角色异化的成因及表现..................... 60
第 5 章 实证研究设计 .......................... 78
5.1 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78
5.1.1 模型构建.................... 785.1.2 研究假设........................ 78
7.1 加强国有企业董事会授权建设
从一定意义上讲，国有企业高管腐败的产生，和国有企业高管的行政化任命体制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国有企业“一把手”的任命存在着明显的行政化倾向，被委任者除了部分成长于基层外，更有一部分人是从政府直接向国有企业进行输
送的。政府官员不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也没有任人唯贤的积极性，因此，对经营者的选拔非常容易受关系投资的左右和权力的诱惑。国有企业历经 40 年的改革，但人事管理离市场化依然相去甚远。一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