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作为两种风格，周作人与邵洵美的差异是显著的，前者如一位老翁手里的一盏苦茶，后者如一个少年手里的一碟甜肉。然而，他们的共性也很明显，这表现在他们对古希腊文学的偏爱上。只不过周作人从古希腊雕塑中看到了理性的节制，邵洵美却从女诗人萨福身上看到了火热的情感。他们都追求一种趣味，这是唯美主义者的一个共性，佩特也是如此。邵洵美曾说“我们不得不佩服周作人先生”，认为他“至少使我们领会了明末诸文人作品的风趣”，多少做到了“把文学作品本身的美点指给我们看。”
第一章 晚清文学中的“唯美”迹象
第一节 晚清小说中的末世隐忧
基于对个人前途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双重担忧，晚清小说中不乏表现悲观失望情绪的文字，其中的代表作品是刘鹗（1857—1909）的《老残游记》，吴趼人（1866-1910 ）的《上海游骖录》、《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及曾朴（1872—1935）的《孽海花》等作品。
刘鹗 1903 年发表的小说《老残游记》是一部充满着颓丧绝望情感的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名叫“铁英”，号“补残”，“补残”这个名字来自于他对“懒残和尚煨芋”这一故事的仰慕。在这个故事里，一位前途无望的书生因为获得了高僧的指点而当上了宰相，这种幸事想必也是“铁英”，或者说是刘鹗本人的梦想。但即使自名“补残”，成为一国宰相的梦想却随着清朝的衰落成为了一件毫无希望的事。“补残”的希望破灭后，便成了行走江湖的郎中“老残”，从读书人变成了江湖郎中，从救国变成了救人，从踌躇满志变得穷困潦倒起来。
小说开头的沉船情节常常被理解为清王朝末世的隐喻，在小说第一回，“老残”与友人原本计划看日出，却看到海上漂泊的一艘岌岌可危的大船，大船即将倾塌，船上的人却推卸责任、自相残杀。“老残”拿着一个“最准的向盘”打算营救船上的人，却被对方狠狠打击，情急之下，才发现这是一场梦而已。在这个片段里，民族和个人都处于水深火热的危机之中，这正如小说第一回的标题“土不制水历年成患，风能鼓浪到处可危”。更可悲的是，手拿药方或者方向盘的文人得不到重用，他们的个人前途遭到打击，这又反过来加剧了民族的危难。这个带有预言性质的“沉船之梦”既是小说的开头，也是一个旧世界的结局。面对这种似乎无力回天的结局，作者也只能慨叹：“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第二节 “死去的公安派精神的苏醒”
周作人在《清代文学的反动》中，认为新文学的发生与“汉学家”有一定关联，他所指的“汉学家”也就是经学家，因为经学家与明末文学有关，而新文学运动在他看来正是明末文学运动的余续，所以晚清的经学家也就和新文学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关系。他所特别提到的，是晚清经学家俞樾（1821—1907）的思想，认为俞樾的文学思想是“死去的公安派精神的苏醒。”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先生”，是晚清著名经学家，也是美文作家俞平伯的曾祖父，他的著作是《春在堂全书》，此外，他还将通俗小说《三侠五义》修改为《七侠五义》，因而也被称为小说家。他的散文思想受到周作人的推崇，被视为晚明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俞樾的散文作品主要有《春在堂杂文》、《宾萌集》、《茶香室丛钞》、《湖楼笔谈》等。
俞樾生活的时代，主张“文以载道”的桐城派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即使后来的林纾、严复等人已经开始介绍西学，但是他们依然认为文章应该关乎“圣道”，并且语言雅正。而俞樾则是较早对这种文风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他虽然是经学大家，但是在散文创作方面，却并不推崇载道的文章，而是践行着突破礼法、标举性灵的公安派的主张，创作出了富于情趣而具有美感的散文。
晚明公安派的“性灵说”，其核心思想是追求文学创作的个性与真诚，俞樾也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本乎性情”、“陶冶性灵”，他的《春在堂随笔》正是一部这样的作品，书中记载了他与家人之间的生活琐事，感情真挚而细腻。如俞樾怀念亡妻姚夫人的段落，记载当年两人一同看戏时，因为戏里演出功成名就的桥段而当时的俞樾尚处在人生落寞的阶段，姚夫人便诵诗加以宽慰，想到这里，“余为黯然，今夫人亡矣，追忆其言，笔之于此。”30这种质朴而细腻的情感不免令人想起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的结尾：“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第二章 “美文”的唯美风格与晚明余韵
第一节 “美文”的含义与主要特征
一、“美文”概念的用法提起“美文”，许多人会想起周作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创作了大量雅俗共赏的“美文”，还因为他在 1921 年 6 月 8 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文》的短文，比较明确地对“美文”的含义进行了解释：
“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阑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
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看出，周作人比较强调“美文”概念的外国“基因”，认为“美文”是一种艺术性较强的外国论文，强调它纯文学的一面。在提出这一概念的同时，周作人也开始进行“美文”的创作，他写于同年的系列散文《夏夜梦》后来就得到了同样推崇美文的诗人朱湘的赞美，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叫做《统一局》的短故事，被诗人朱湘认为是“一朵微妙的散文‘蔷薇’。”
“美文”虽然与周作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这个概念却并不是他的发明。我们在这里简要列举王国维、谢无量、梁启超关于“美文”概念的使用情况，以便大致了解周作人提出“美文”概念的语境。
1907 年王国维发表《倍根小传》，详细介绍了英国散文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生平与文学成就，这篇文章“是我国最早比较详细介绍英国这位科学哲学与散文大家的文字材料。”45在文章的最后，王国维指出：“倍根之文，可代表当时秾丽散文之极致，虽以彼之冷静圆熟，犹不免有几分美文之病，是可见当时诗的时世影响之大矣。”
第二节 个性之美：“独抒性灵”与“瞬间体验”的融合
1921 年，周作人在他的《个性的文学》这篇短文的结尾处提出，“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57周作人将“个性”视为中国新文学的目标，与他的个人主义文学观直接相关。他反对为文艺创作制定统一的标准，认为“文学是情绪的作品，而著者所能最迫切的感到者又只有自己的情绪，那么文学以个人自己为本位，正是当然的事。”58因为这种追求个性的文学理想，周作人在他的“美文”创作中也不遗余力地践行着这一主张。
一、“美文”的“个性”与“性灵”
“美文”的“个性”之美，可以粗浅地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表达内容上的“个性”，表现个人而非社会，因此可以不必考虑道德教训的价值，甚至可以与传统价值观念相冲突；二是表达形式上的“个性”，文章的语言和形式全由作者自身取舍，不加以限制，但同时也遵守着艺术自觉，反对毫无美感的情感宣泄。这两方面体现出了白话新文学的文艺诉求。
如周作人散文《初恋》中，当“我”听说自己曾经暗恋的一位姑娘不幸患病去世时，并没有像许多的浪漫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感到伤心难过、痛彻心扉，而是觉得心中“很是安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59诚然不能说那些更富于浪漫风格的文章就是虚伪，但是像这样将不那么高尚纯真的情感写出的，表现的却是另一种诚实。他坚信“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
周作人“美文”的形式十分灵活，篇幅虽然长短不一，但大多都短小精悍。有记述性的，如也有批评性的；有序跋，也有书信和日记；有相对严整的论文，也有即兴发表的演说，体裁丰富，内容广博。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白话新文学是晚明公安派和竟陵派文学的延续，是中国文学内部的革命，甚至认为胡适的“八不主义”“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61周作人“美文”作为白话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表现个人情志，体现出了对“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一精神传统的继承。
第三章 感官书写的唯美倾向与艳情传统...................................36
第一节 邵洵美诗歌中的感官书写.............................36
一、邵洵美感官书写的两种类型............................... 36
二、对邵洵美诗歌中感官书写的评价 ................................... 38
结语................................55
第三章 感官书写的唯美倾向与艳情传统
第一节 邵洵美诗歌中的感官书写当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京派文人沉浸在清雅的“性灵”世界时，对人的肉体的注视和描绘在上海这座城市得到了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张扬。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邵洵美，他的代表作《花一般的罪恶》被解志熙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歌颂感官快乐主义的诗作。”
一、邵洵美感官书写的两种类型
对人体的关注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强调对感官的描绘，这些描绘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是写诗人主观的视听感觉，通过描写声音、色彩等外部刺激来表现创作主体的感官经验，这种经验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想象的；二是将人体客观化，直接描绘肉体的形态，从而给读者一种想象上的刺激。这两种书写类型有时会发生重合，比如诗歌的创作主体常常是男性视角，因而也多以抒发男性的主观体验为主，而当诗歌中出现对女性肉体的直接描绘时，这种描绘也成为了视听刺激的一种。
这些感官描绘当然并不仅限于海派作家，只是在上海这座现代都市文化的酝酿中，感官书写得到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表达。在以往的研究中，通常以文学社团或期刊划分不同的作家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