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研究，长期以来，女性的很多正当权益很难保证，她们的角色也总会被男权文化简单化或类型化，刻板类型的固化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女性的生存空间。当代以后，一些单身女性的生活方式被冷嘲热讽或诉诸于语言暴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维持传统的性别秩序，并不在意这一群体的内心需求。有些“剩女”的不婚是源于曾经的精神创伤和一些现实的遭遇，不婚是她们逃避伤害的无奈之举，有些是现实环境没有合适人选，无婚则是处境决定。无论哪种方式使她们成为“剩女”，都是生活使然。
第一章 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中“剩女”形象的特点
第一节 创伤阴影中的情感困境者
创伤一般指由于外界因素所导致的肉体创伤与心理创伤，本节只考察“剩女”形象的心理创伤。心理学家曾对心理创伤做过系统研究，最早的研究者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在经过多次实验后得出结论：童年创伤会给人的心理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痕，这种创伤还会伴随至他（她）成年后。在生活中，情感受伤往往在所难免，有的人自愈能力非常强，有的人却久久意绪难平，持续低落的心境会蔓延到她们成年后，造成她们的情感困境，张辛欣笔下的她、方方笔下的黄苏子即是如此。
童年时的不幸，不仅成为人的成长之痛，成年后也可能在人生道路抉择的关键时候，成为一种无形的障碍，妨碍她们获得应有的幸福。青年女售票员“她”（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遭遇的创伤一直延续到“她”成年后，这创伤并未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而消失，还影响到“她”之后的生活。文革时，父亲受到冲击被下放农村时，“她”深切体会到个体在面对社会大动荡时的无力感。那时的她还是个懵懂的小女孩，母亲每天只会哭，“她”过早地艰难承受着家庭精神支柱的压力。父亲被下放后的缺席给“她”和家人带来的负面影响都给“她”留下了巨大创伤，也直接影响到“她”后来雄化性格的形成。雄化性格使“她”在成年后无法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也不能顺畅地接受爱慕者的情感，就算面对自己喜欢的人也是如此。在“她”并不自觉地雄化了的同时，择偶条件也变得加倍地苛刻与僵硬，“李克是好人，但绝对不是我所能依靠的，他太单薄了！”①父亲缺席后无依无靠的记忆使“她”对男性的强健抱有超乎寻常的期待，这不仅体现在外在的体魄，还包括内在性格的坚毅顽强。在“她”高标准的择偶眼光中，周围根本没有男性能够达到这标准，她也难免会发出“为什么有那么多男孩子缺乏本来应有的男子汉的性格”②的感叹。这感叹中反映了部分男性确实肯缺乏阳刚之气，也深层次地体现出她自身雄化所带来的性别心理异化问题。当“她”和心上人的交往出现矛盾时，她终于发现了自己性格坚硬已呈男性化的问题，随后对自己的难以改变感到失望，“我以为那只是一件男式外衣，哪想到已经深深渗入我的气质中。想脱也脱不下来！我真对自己失望！”③。“她”对自我雄化的否定与对部分男性缺乏男子汉气质的批评并没有使她走上自我成熟的主体建构之路，反倒使她内心又渴望回归到传统女性的柔弱气质，开始认同起传统的男强女弱的关系模式并产生对父权及其力量的崇拜，“那宽宽的脊背似乎是天下最安全、最结实的屏障” ④。这也可以看出，雄化的女性在现实中受到挫折，不是前进式的自我矫正与修复，而是倒退回去，“这一很不女权主义的戏剧性的转折，显然是与前面所说的扬弃“雄化”的女性主体建构的困境相呼应的。”⑤现实是，已经雄化的女性想退回传统女性那样的柔弱与依附，同样也不可能，这就会使之陷于进退两难的困窘状态，陷入情感困境便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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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个人奋斗路途上的无力者
“无力感”指个体由于连续的失败体验而导致个体产生对行为结果感到无法控制、无能为力的心理状态。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在面对现实时常常表现出这种无能为力感或无助感，其中的“剩女”形象在这方面表现更甚，比如《在我的开始与我的结束》中的黄苏子、《树树皆秋色》中的华蓉和《欢乐颂》中的樊胜美等人。她们的无力感或是来自人际关系的紧张，或是来自情感层面的孤寂，或是来自经济层面的窘迫，从不同的层面给她们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和痛苦。正如方方所说：“生活是很残酷的，不是你想它怎样就怎样……人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但在内心深处又不愿意低头”①。当代“剩女”们从未停止过努力前行的脚步，只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论怎样奋斗试图有所改变，其结果不仅难如人意，有时甚至是事与愿违。
原生家庭的创伤叠加成年后人际关系的受挫或打击，都会加重个体心理的压抑感与无力感。人生处境的无可选择性使黄苏子（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灰暗的人生底色在她出生时就已经被决定，同时也暗示了她后来的悲惨命运。“父母也不因为她是家中小女而对她多出一分怜爱,”②家人从来不把黄苏子放在心上，所以在处理问题时也不会考虑她的感受，这在父亲对她的态度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作品中提到黄父在学校是有名望的教师，正常情况下在处理亲生女儿的事情上应该会更加谨慎，他却不然。他在处理黄苏子收到同学示爱信后的表现简单粗暴之极，他的激烈态度不仅严重损伤了黄苏子与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也给她带来了难以弥合的心理创伤。后来，父亲在黄苏子高考填报志愿时的做法更是独断专行。黄苏子的高考成绩很高，想进入自己喜欢的文学系学习，可她的选择不仅遭到父亲的断然反对，还受到了一顿莫名其妙的训斥。黄苏子在学校备受排挤还能在高考中取得很高的分数，可见她背后付出了多少汗水，承受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压力。父亲不但没有肯定黄苏子的成绩，反倒用独断专行的方式挫败了她的积极性，这件事彻底拉开了父女二人的情感距离，这也难怪黄苏子单位分房后立即与家人断绝了来往。既然不被家人认可，黄苏子只好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学业。她在大学期间成绩优异，毕业时直接被一家机关单位挑走，有人想通过关系来顶替她都未得逞，由此可见她是具备优秀潜质的。黄苏子走上工作岗位后没有让领导失望，把工作做得井 井有条，受到同事的好评，因此得到了“她过去从未得到过的诸多好评”①，处长还把自己的弟弟介绍给她。可是没过多久，“僵尸佳丽”的外号又传到了单位，“处长以后也就再没表扬过她”②。后来，单位顺应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办了公司，经理与香港客户洽谈时，客户看中了黄苏子的外形条件并把她选作模特，事实证明对方的眼力果然不错， 黄苏子的外形和气质吸引了很多大顾客，带动了服装的整体销量，公司的服装生意做的 风生水起。黄苏子作为公司的功臣每月有可观的收入，还分到一套房子，不过这些物质奖励并不代表她就此被男权社会接受。之前黄苏子以为处长是因为赏识自己的才华才常常表扬自己，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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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女作家对“剩女”形象的思考
第一节 疲惫之身家园何在
家园是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的组合体，物质家园是建设精神家园的前提。新时期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国民的消费，不断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但是，市场经济下的趋利行为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都市文化中，拜金主义的社会风气无孔不入，也给人们带了前所未有的困扰，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得很多人一房难得，缺乏安全的家园庇护，这自然也影响到了女性的爱情选择，这在“剩女”形象中就有体现，比如邱莹莹和樊胜美（阿耐《欢乐颂》）等人。
单枪匹马地在外打拼，不定期的更换住所，与人合租公寓，有限空间中的拥挤，互扰是难免的，由于私密性的缺乏和自由度较低，加之工作的压力或不稳定，都在不同程度地增加着人的漂泊感,邱莹莹就是如此。邱莹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大学毕业时想回老家工作，可父亲坚持让她留在大城市。她在海市的第一份工作是公司行政，每日大同小异的工作内容和微薄的工资都使她并不满意这份工作。她想跳槽但并不容易，只能先复习备考会计师资格证。不过她的复习并不顺利，在这期间还因为与白总管的瓜葛被公司开除，考证计划也就此搁浅，本就对生活感到迷茫的邱莹莹体会到了巨大的生活压力，同时内心的无助感也使她想着要回家。为此，父亲专程从家乡赶来海市陪伴和开导她，在父亲的百般劝说下她才继续留在海市。在接下来的求职中，可以说是到处碰壁。她的学历一般，也没有什么特长，更不知道自己的发展方向……居无定所的漂泊和对未来的迷茫都使邱莹莹身心惧疲，直接影响到她的婚恋。
正如她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那样，邱莹莹在择偶方面也没有明确的要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她在择偶中遇到很多问题。邱莹莹的第一个男朋友是白总管，她喜欢白总管的原因只是因为白总管帅气的外表，而且在不了解白总管的情况下就完全投入这段关系，身边的朋友不论怎么劝邱莹莹都无济于事，她甚至还赌气选择与他同居。邱莹莹此时的鲁莽行为不只体现出她处事经验的缺乏和思想的不成熟，更有对家的迫切渴求。她一直在海市租房住，身边没有多少朋友，工作方面也时有不顺，这些都造成邱莹莹无家可归的空虚感。与白总管交往后，她天真地认为白总管能给她一个家，从此她在海市不会再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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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漂泊之心何处安放
上文中的“剩女”们都是缺少物质家园而造成个体疲惫的身躯无处安放，还有一些“剩女”，她们已经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可是心灵仍在漂泊，像黄苏子（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和安迪（阿耐《欢乐颂》）等人即是如此。
黄苏子（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的心灵漂泊源于原生家庭的无爱以及长时间里人际关系的紧张。她生于文革时期但是并没有亲身经历这次政治运动，不过她也未能避免其伤害，这场政治运动以间接的方式——即先伤害她的家人，然后通过家人再伤害她。对她来说，从她对原生家庭失望的那一刻起，她就有了要有独立住房的意识。分房前，她只能居住在原生家庭，每一次的忍气吞声都会让她更加强烈地想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和住房。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