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津味”文学作品对江湖的书写，构建了近代天津的文学形象；而作品中的江湖所呈现的，则是旧时天津市井民间底层社会的复杂面貌，是对生活在其中，形形色色之底层人物的细致写照。“津味”文学作家们对不同种类的江湖人物，采取了不同的书写方式，从中寄寓了自己不同的情感和态度，进而凸显了江湖不同层面的情态和特点。这些各不相同、形态各异的江湖人物，共同组建了“津味”文学作品之中的江湖，也让一个丰富多彩的旧天津在文本中显现出来。
第一章 行侠仗义的江湖侠客和英雄
一．江湖与庙堂
清末民初及至解放战争时期的天津，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地位尤为特殊。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津成为通商口岸，率先对外开放；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天津又成为“北方的‘洋务’中心”①；义和团运动，天津是其活动的重镇；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天津是必经的入口。进入民国后，天津作为九国租界之所在，为各路遗老、军阀、寓公提供了盘踞之处，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天津又进行了长期的侵略和占领。种种大大小小的历史、政治事件，都在旧时的天津不断发生；来自各方的势力与本土的民间势力一道，在旧天津形成了并生的状态。
李永东在其论文《市井生存与民国政治的沟通：想象天津的一种方式》中，归纳出了林希的“津味”小说创作中，关键人物/事物组织上的一种较为固定的模式，有五个因素推动其故事情节推进：
“一个混事由的闲人，一个不安分的风尘女子，一两个幕后大人物，一个道具和一份报纸。闲人谋生是事件的引子；风尘女子导致事件的转向；道具把各路人物联系起来；因大人物的存在，市井生存事件与城市政治事件搭上了关系，事件的发展为大人物所操控；报纸新闻是事件的催化剂和权力较量的风向标。”
李永东提出这一创作模式的用意，乃是指出林希作品中什么因素让市井闲人进入政治事件，由此完成旧天津市井社会与民国政治的相互沟通。然而，我们不妨对这个模式进行一下引申，跳出林希作品的局限，将其纳入“津味”文学作品整体上的创作情况之中进行观察。
在旧天津风云变幻的历史时势中，“市井生存事件”与“城市政治事件”因种种巧合勾连、转化，市井人物由此进入了政事。一些“津味”文学作品中身处民间社会的江湖人士，也因此被卷入历史的洪流之中。由是，他们便面临时代的更迭，需要在此时作出重要的抉择。在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面对着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节点，这些江湖人物毅然挺身而出，与邪恶势力和侵略者进行抗争，成为行侠仗义，为国为民的英雄。作者借由这样的写作模式，彰显了这些人物可歌可泣的侠义精神和家国情怀，也树立了近代天津市民阶级的正气，更是匡扶了旧天津的历史形象。下文即重点分析“津味”文学作品中的江湖侠客和英雄，以及他们的侠义精神与家国情怀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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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湖侠客英雄的侠义精神与家国情怀
“津味”文学作品中的江湖侠客和英雄，或是与邪恶、平庸的当权者对抗，或是参与到旧天津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之中。前者展现出他们的侠义精神，后者更是在此基础上，赋予他们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使他们成为怀有民族大义的民间英雄。这样的写作方式，也体现出这些江湖人物的人格完善与形象转化。而无论作家是否选择表现这种完善与转化的过程，也无论他们选择何种表现方式，江湖侠士和英雄与邪恶势力以及殖民者、侵略者们进行抗争，都从民间与底层扶正了旧天津的形象。这些人物既有血性亦有担当，怀着朴素的正义感和勇敢无畏的精神，担负起时代的命运。作品中的天津，也就具备了来自以他们为代表的普罗大众的英雄气质。
让江湖人物对抗高高在上、平庸无能的当权者并取得胜利，并不是始于“津味”文学创作的笔法。这种情节的设置，暗含着民间对庙堂的嘲讽蔑视，也显示出江湖侠客的技艺超群和侠义正直的精神。冯骥才《俗世奇人》系列中的《燕子李三》即为一例。燕子李三据称确有其人，是京津乃至河北地区流传已久的传奇人物，常以武功高强，除暴安良的侠盗形象出现于各类艺术作品中。冯骥才的作品作为短篇，只表现了李三偷盗生涯中的一个事迹：于总督荣禄府窃取官印。李三明明能拿官印，却只在上面画了一只小燕，以表示“那破东西只有你当宝贝，谁要那个”①的轻蔑态度。这种蔑视，既源于李三高超的偷盗技术，也源于他在江湖中的身份、名声和口碑。李三处江湖之远，却身怀绝技；荣禄处庙堂之高，却粗鄙无能。江湖上的草莽英雄于此对抗了官场，并取得绝对的胜利。
小说中的另一个细节是，有人说李三的长相和杨香武一样。杨香武是传统评书《永庆升平》中的人物，在故事中，他曾潜入紫禁城盗取康熙皇帝的九龙杯，与李三同属侠盗形象。然而，李三仅仅继承了杨香武的侠盗身份，却与他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杨香武虽为侠盗，最终却成为了朝廷的附庸，李三则是身处江湖之远，对高居庙堂的庸才荣禄进行挑战。因为《永庆升平》中，康熙是一个“具备无比强大的个人魅力和海纳百川的胸襟……年富力强平易可亲明察秋毫知人善任、让天下英雄好汉争先恐后甘愿投附、已被说书人极度神化”①的圣主形象，而《燕子李三》中的荣禄却是无能之辈。在“津味”文学作品中，明君圣主已不复存在；面对清末民初的政治人物，“津味”文学作家们往往将他们塑造成堕落愚蠢、贪财好色的无能之辈甚或是卖国贼，而江湖侠客与他们的对抗，也就暗藏着作者让民间英雄承担起“反帝反封建”任务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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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江湖中身怀绝技的奇人
一 水陆码头与地域性格
天津始建于元代，为漕运码头和食盐的产销重地，也曾是清政府推行洋务新政的模范之区，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又被迫开辟为通商口岸。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天津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冯骥才曾将天津分为“两个天津”，即“说天津话的天津”（即老城的天津）与“不说天津话的天津”（即租界的天津），以此说明天津文化的复杂。然而，近代天津虽然受到了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影响，并曾经一度在全国占据领先地位，但这种影响只在生活文化形态上呈现，却没有深刻改变天津人的思想文化，甚至引发了天津人的排斥与抵制；老城范围内那种温良、敦厚、沉静、整饬的文化气质，也并非为天津所独有。在天津城市的发展进程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码头文化，“码头脾气是天津人性格的骨架”①。
码头上的生活流动性极强，往往是居无定所、漂泊不定的。在码头上谋生的人们由于缺乏固定的物质资财，无所依靠，故而只能凭借自己的技艺或技能谋求立足之地。优胜劣汰、强者生存，成为了码头上的生存法则。“码头上的生存原则是硬碰硬。其优胜劣汰，有点像大自然的规律。……凡是想在天津露头露脸，必定得拿出真能耐。”②“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靠边待着。”③在码头上生活的人们，不得不专注于自己的手艺，不断磨炼，以求在残酷的竞争与艰难的生存中立足，进而改善生活状况，赢得他人尊重，由此造就了“各行各业，全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神仙”④。而天津人又对这些靠着能耐和本事，在本行业中登峰造极的能人极度敬仰推崇：“天津人钦佩有真本事的能人，对没能耐立刻喝倒彩。……市井能人是天津人文的一大特色。”①这种在行业技术上追求卓越，能人辈出又崇拜能人的地域文化性格，构成了天津独特的文化样貌，也推动了天津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前进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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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技”为安身立命之本
一直以来，江湖艺人和江湖技艺在社会上的存在，都显得尤为尴尬。江湖艺人的技艺被外人视为旁门左道，他们既无固定收入又无固定居所，常年游荡，四处流窜；在外人的眼中，他们的营生也既不合理又不合法，与正正经经凭本事吃饭的手艺人相比，不值得尊重和承认②。对江湖技艺的展现，在“津味”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作家们对江湖中各行各业的技巧、门道甚至骗术细致描绘，并蕴藏着自身或褒或贬的价值判断。这其中，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显得尤为突出。笔者认为，冯骥才消弭了江湖技艺和“正经手艺”之间的界限，大大地肯定了作品中各种人物怀有的技艺，极力强调它们的高超绝伦，赋予其“奇”“绝”的意涵。《俗世奇人》中，江湖人物们在外人看来违反法律甚至有损道德的行径，只要其中有奇绝之处，便都值得大书特书；此番争绝斗奇之举，便树立了天津登峰造极、追求卓越的地域文化性格，使江湖人物、江湖技艺在文化层面（而不是在道德层面）获得了合法地位，成为了冯骥才作为“抢救人在历史所创造的最深刻的文化形态”③。这些江湖艺人，也作为天津业已丧失的文化标本，与其他人一道建立起天津坚韧不拔、勇于进取、能人辈出、技艺卓群的文学想象。
在王松 2020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烟火》中，江湖艺人与手艺人之间的分野仍然分外明显。主人公来子住在侯家后的蜡头儿胡同，“南北向，住的都是手艺人，刨鸡毛掸子的、修理雨伞旱伞的、绱鞋的、打帘子的”④。他们影响了来子的成长，塑造了其内心之“正”，又一同为天津的革命党作出幕后的贡献。而江湖艺人们没有正经手艺，在社会上没有根基，故而形成了道德水平低下、胆小怕事、没有血性的特点。来子的父亲老瘪卖拔火罐儿，“人又实诚，拔火罐儿本来是土烧的，却烧得比炮弹还结实，扔的地上能蹦起来，摔都摔不烂”⑤；王麻杆的鸡毛掸子“不光是活的，且杆儿轻，毛儿长，看着挺密实，一抖搂又很蓬松，掸土不用掸，土都自己往掸子上跑”①。狗不理的高掌柜、绱鞋的马六儿等人，无不是勤勤恳恳，为人厚道的手工业者。而江湖艺人小白牙和“二饽饽”以唱莲花落和说相声为生，二人不仅在人品道德上存在缺陷，在日寇入侵时更是缺乏血性和气节。后来，为日本人成立“饽饽社”，担任其宣传工具的“二饽饽”如此看待他的同行：
干这个的大都为混口饭吃，一般也就胆小怕事，就是不胆小怕事的也不愿轻易惹事。当然也有胆儿大的，但毕竟是少数，再说就算胆儿大也分怎么大，谁也不敢拿自己老婆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