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风险机制以及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启示 - 金融危机

2002年,全球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这是一场真正世界性的危机。波及了世界经济3大主体———美国、欧盟和日本,也间接地波及了各个新兴经济体,在一些大陆(例如拉丁美洲)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也是一场总危机,投资和利润以及就业和消费都受到了打击。这甚至是一场生存危机,这种生存危机不仅是指经济衰退在经济方面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在精神和道德上也使西方社会陷入危机。因此,研究西方大国此时的经济政策,尤其是美国处理危机的经济政策,对我们有着十分深刻的启示。　 一、美国的经济调解方式遇到了问题 现在有3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摆在美国人面前:一是股票市场不景气是否会使经济振兴归于失败并使世界经济陷入通货紧缩中?二是美国的企业领导人拼命地侵吞他人利益的情况越来越多,从这点来看,是否可以说美国的资本主义即是“盗窃”?三是如果没有信任,法制和市场制度就无法运转,那么,必须进行怎样的改革才能恢复信任? 我们首先看第1个问题。整个问题在于,应当采取行动,使新经济不要污染“旧经济”,使金融经济不要卷走实际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教训还应值得反思。解决通货紧缩这个问题的“解毒剂”有3种:一是适应新形势的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行这种政策是为了预防现金的缺乏,现金的缺乏会突然导致经济的停顿,阿根廷的情况就是如此;二是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三是密切的国际合作,以防止各种保护主义措施和货币贬值的措施。但是,决定西方世界的美国、欧盟和日本都表现得对危机形势认识不足。美国通过追求单边主义和威慑战略加剧了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形势。除此之外,它还恢复了贸易保护主义和货币贬值的政策。欧盟通过实行高利率和稳定公约机制,坚持要实行通货紧缩的政策。日本仍然无限期地推迟结构改革,而日本要冲破它多年来陷入的通货紧缩周期,进行结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再来看第2个问题。从安然公司、全球有线通信公司、阿德尔菲亚通信公司到世界通信公司,从维旺迪公司到基希公司,种种事件明白无误地表明,本世纪西方世界所遇到的并不仅仅是偶然的不顺,而是一场大危机。这场危机使西方世界的调节方式成了问题。同时也使西方世界的价值准则、道德观念、规则和运转标准成了问题。近几年来,企业的管理工作在不断得到加深,但与此同时,在那些昨天还被奉为典范的企业内部都形成了一种“捕食性质的”资本主义制度。据2002年7月31日的《金融时报》说,2001年1月以来,美国宣布破产的25家大企业中的领导人和管理人员,共私分了33亿美元的各种收入,从而毁掉了2 100亿美元资产和9.4万个就业机会。幸亏美国的多数企业在管理上及时采取了措施,防止了像安然公司这种企业倒闭的危机。 我们来看第3个问题。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会生成其自身矛盾的力量。自第1次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这条“变色龙”便经常发明解决危机的办法。毫无疑问,目前西方世界观遇到的是一场重大危机,而不仅仅是一系列局部的机能失调。这场危机的首要根源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放的经济和社会需要有新的制度和标准,而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的领导人在这一使命面前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陷入金融业的苦战。1987年8月,道•琼斯工业股份指数达到2700点,然后开始逐渐走低。刚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要研究人员加速研究,如果股价像1974年和1975年那样,或像1981年到1982年那样重挫,造成经济衰退,对经济和金融体系来讲就会十分危险。1987年10月14日到16日之间,道•琼斯指数下跌了将近300点,使整个美国的金融市场都十分不安,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事。在纽约,公开市场的柜台从所有初级经济商,尤其是从银行手中购买国库证券,以增加银行的储备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潜在的证券买盘有钱去买。有可能的话,还要让人们有意愿去买股票。 然而,真正的挑战在后来几个月,1987年10月美联储投放到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资金必须收回。美国从前花了很高的代价打败通货膨胀,这种成果不能放弃。同时每一个人都害怕市场崩盘对经济造成影响。后来,随着美国信用需求的增加,利率上升,美国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开会后,放到纽约储备银行交易柜台的话是:“随势稳定操作”。由于美联储的巧妙操作,出售了美联储近期增加的美国国库债券库存,抽回了灌注在金融体系里的资金。后来,美国人反思,传统上被视为不同市场的股市、股票指数期货市场和股票选择权市场,事实上都是同一个市场。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市场同步波动,由金融工具、交易策略、市场参与者、结算与信用机制联结起来。崩盘是因为,在某一个市场流动枯竭时,参与者被迫到其他市场执行交易策略,靠相关工具互相联结的其他市场无法共同发挥功能。　　 二、拯救存贷业 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最长的经济扩张期,经济发展平顺,其中只有偶尔需要补救其他国家的愚行的插曲。事实上,这段期间需要作很多决策,可以回旋的空间经常很小。2000年初,美国总统克林顿第4度任命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成就,就是成功地管理了1989年到1991年银行业的严重衰退。 这时,美国的中型银行的获利率,从占资产1%的传统水准降到大约只有0.6%,至于比较大的银行,如果有人要求他们采用诚实的做账和估价标准,大多数应该都会出现亏损。贷给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变成呆帐,而企业并购贷款的问题更严重,最严重的则是商业不动产贷款问题。这个问题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当时疯狂建设的热潮吸引美国银行,为已经过剩的办公室建筑及购物中心提供融资,同日本银行与美国存贷银行展开激烈竞争。这时,整体存贷的净值已经跌为负数,只有几家美国最大的存贷银行仍然具有偿债能力。 美国政府通过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保证清偿美国存贷银行的千百亿美元。这家保险公司是联邦住宅贷款银行理事会的附属机构,其拥有的保险基金已经山穷水尽。美国联邦住宅贷款银行理事会存贷银行存活的对策之一,是发行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凭证,存贷银行可以把这种凭证拿到地区住宅贷款银行,作为贷款保证取得现金。早在1987年,在地区住宅贷款银行中,这种凭证价值已经达到1 000亿美元,每一家地区住宅贷款银行都有一位最高主管,负责银行的经营绩效,他们对于接受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的凭证作为贷款的抵押,都觉得忧心忡忡。形势很明显,到了某一个时间后,美国国会势必要拨出巨额资金来重建存贷银行的资产,使存贷银行的净值等于存款负债。同样清清楚楚的是,国会讨厌这一点,所以不打算采取迅速行动。老布什政府则在新上任的头几个月就大张旗鼓地推出“清理存贷业混乱”的立法案。 1989年2月,有人传言在2月的总统纪念日这一星期周末,可能爆发存贷银行挤兑风,所以一定需要新的贷款,有人建议安排资金,其中45%由联邦住宅贷款银行拿出来,联邦储备银行也要拿出45%,另外10%来自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在财政部未动用的7.5亿美元信用额度。根据美国1980年存款机构解除管制与贷币控制法,美国地区联邦储备银行有权通过贴现窗口,贷款给本地区的存贷银行。重大的阻力来自美国住宅贷款银行体系内部,美国国会也没有干预,因为当时美国的存贷业实际上每个月都要损失几十亿美元。如果若干存贷银行倒闭后,存款户得知可能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拿回存款,因而会引发存款户的激愤,所以在存贷银行问题的表面下,是比不动产市场崩溃更大的问题。 美国1990年到1991年经济衰退时,有一个问题很明显,就是银行不愿意随便作商业放款。1990年内,美国民间净贷款金额为3 890亿美元,到1991年,降为1 980亿美元;非金融企业在1990年共贷款1 240亿美元,在1991年却偿还了新借款中的360亿美元,这种现象当然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不是出现“信用紧缩”,就是企业不向银行贷款。为了鼓励贷款创造隐定的复利曲线,美国联邦资金利率已经压低到3%,低于通货膨胀率,长期利率受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比较大,受降低利率的影响较小,而且短期利率降低是长期放款需要提高利率的原因。由于银行借入短期资金来承作长期贷款,陡急的复利曲线就会改善银行的获利能力,鼓励银行放款。 银行不愿放款,有人提出的解释是:银行金检人员执行严格的金检,把银行贷款分类,并且打入呆帐,联邦存保公司的金检人员尤其如此,因为存贷银行纷纷倒闭,许多人抨击金检人员事前金检不利。管理松散的批评满天飞,纷纷指向联邦储蓄贷款银行理事会。还有人说:审核银行、也审核存贷银行的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审核不力,没有发现存贷银行的欺诈行为而被诉讼,要求赔偿巨额的损失。会计师务所因而强迫银行认列放款损失,金检人员反而没有这样做。因此,有人警告,如果不对银行严格审计,会计师这一行可能有消失的危险。 美联储把资金输入到银行体系中,1991年12月到1992年12月,现金加支票存款构成的M1(M1是指狭义的货币供给量,包括流通的通货和活期存款,但不包括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暴增了12.6%,是美国历史上成长速度最快的一年。事实上,这一年期间,美国经济确实缓慢地好转,但是速度不够快,无法让老布什总统在总统大选中应付克林顿用“问题在经济,笨蛋”的攻击,以致连任梦断。然而,美联储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货币供给增长远远超过这一年经济缓慢复苏所需,但它不能、也没有控制银根,经济复苏的力量太脆弱了,无法承受信用收缩,但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