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本文是研究我国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的状况以及所受到的影响因素，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的测算与识别是用Forbes和Warnock(2012)所提出的方法，共划分四种极端流动状态（流入激增、流入急停、流出外逃、流出撤回），相关文献研究多采用此方法。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1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推进，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在金融政策相关方面，我国逐步扩大资本账户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如2019年9月10日，国家外汇局全面取消QFII、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原先的基础额度限定在2000万美元至50亿美元之间），QFII、RQFII作为外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主要渠道，此次修改极大地提升了境外投资者的便利性。2020年尽管受全球疫情的影响，我国依然坚定有序地加大资本开放，在4月1日，将原定于2021年的取消证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的相关政策提前颁布执行，外资控股的证券、基金、期货公司等相继获得审批，此举帮助国内金融机构更好地走出国门，有利地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供给侧改革；在2022年7月4日，香港与大陆资本互联互通机制持续深化，87只ETF正式纳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交易，两地投资者可以直接参与买卖对方市场的ETF基金，进一步丰富了投资者的交易品种，为国内资本市场带来流动性增量，同时也能提高国内基金公司的国际影响力，为国际化业务打好基础，帮助国内基金公司日后能够走出国门，同样也再次深化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程度。这一系列政策都表明我国坚定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决心，不断使国内资本市场与外界联系、交汇更加紧密。
但毋庸置疑的是，受逐步开放政策的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也随之加剧，越发呈现出规模化加大、波动性加剧、更难预测的态势（具体走势见下图1.1）。除此之外，国际贸易纷争、各国多变的经济政策、全球性“黑天鹅”事件频发，如2020年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大灾难，投资者恐慌情绪拉高，数据上来看，我国跨境资本流出量从2020年第一季度的821亿美元持续增加到2021年第一季度的2578亿美元，跨境资本出现“加速出逃”态势；再比如当前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自2022年起美联储开始一轮又一轮的加息政策，在此背景下，2022年4月11日，中美利差10年来首次出现倒挂，各方投资者受恐大幅抛售资产，当日上证指数大跌3个点，而前不久，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表示“各方慎重出台收缩性政策”，但在关键经济指标面前，政策号召显得有些乏力，资本市场依旧出现了如此大幅的波动。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 跨境资本极端流动测算方法的研究
关于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的测度方法，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主要采用的有两种：“阈值法”和“标准差定义法”，下文主要介绍各学者对于这两种方法的运用。
（1）阈值法的使用
Ghosh et al（2014）在研究国际资本大幅流入现象时，将测算方法中的阈值设定为30%，且该阈值不仅是和本国样本量比较，还要和文献中选取的全部样本量来进行比较。Reinhart & Reinhart（2008）是将资本流入位于前 20% 分位的时期定义为资本大幅流入。Edwards(2005)从百分比的角度提出当资本流入净值的减少量超过本国GDP的5%，即认为发生资本流动突停。
国内学者如马宇和郑慧（2017）在研究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极端流动的影响因素时，对不同类型的国际资本设定不同的阈值，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阈值设定为3.5%，证券投资的阈值设定为1.5%，时期间隔（k值）取1年。黄宪等（2019）研究新兴国家国际资本逆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用阈值法进行了测算。韩剑等（2015）在探讨资本流入激增现象是否会引发资本流入急停现象时，也选用此方法进行测度，阈值设定为3%，时期间隔（k值）取3年。陆静和罗伟卿(2012)在研究金融危机期间的资本极端流动问题时，对资本流入激增和资本流入急停的临界值设定为4%。
（2）标准差定义法的使用
Calvo(2004)早期便提出了对于资本流入突然暂停的量化方法。Rothenberg和Warnock（2011）也是遵循这种测度规则，考虑突然的资本外逃情况来测度真实的急停。Forbes和Warnock(2012)在分析资本流动的国际因素时，也对极端流动的测算公式和判别方法做了明确介绍，并拆分成总流入和总流出两个维度，后续学者研究也多采用此方法。Calderon& Kubota（2014）研究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前资本极端流入的影响因素，同样使用该方法进行“激增”状态的测算。Hwang et al.（2017）研究净资本的极端流动时，也采用了该方法。
第2章 理论分析
2.1 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的测算方法
前文对“阈值法”和“标准差定义法”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论述，下文详细阐述两者的具体判别方法：
2.1.1 阈值法
“阈值法”，是通过设定临界值，以此来进行极端流动状态的划分，临界值的设定主要是基于样本数据的特征或者前人研究的经验，例如，在某一时期内，当一国的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占GDP比重超过20%时，则判定该时期发生资本极端流动。
资本流入激增状态是始于流入值∆Ct大于其对应的均值加一个标准差，持续到∆Ct不再大于其对应的均值加一个标准差为止，除此之外为能够体现出“极端状况”，规则要求这期间必须存在∆Ct大于对应的均值加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也即如果这段时间内没有出现∆Ct大于均值加两个标准差的情况，则不属于本方法所定义的极端状态（其他状态也如此）；
两种测度方法比较来看，“标准差定义法”在计算方法上更具有科学性、灵活性，特别是能够根据样本数据的极端波动状况来设定不同的时间跨度，设定不同程度的标准差，并进一步体现出资本极端流动的特征，即流动规模“巨大且意外”，而“阈值法”在计算上相对来说比较依赖研究者的主观看法和经验判断。下文分别用这两种测度方法进行测算，并结合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实际情况，来做进一步比较。
2.2 跨境资本极端流动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目前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大多是从国内拉力因素与国际推动因素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2.2.1 国内拉力因素
国内拉力因素是指能够对国际资本流入产生吸引力的因素，主要包括资本流入国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利率、汇率、资本开放程度、外汇储备、政策因素等，本文是从经济层面、套利动机、国家风险三个角度来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对于资本极端流动的作用机理，具体来说：
（1）经济层面因素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这类指标能够衡量资本流入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能够预示未来经济走势。若该类经济指标变好，会极大地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若在短时间内超过临界值，即可判定为发生极端流入，反之则会引发国际资本流入急停或者流出外逃的现象。
经济增长：一般来说，经济增速越高，代表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越能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同时也会提高资本极端流入发生的概率。李苏骁（2019）认为较高的经济增速会增加资本大幅流入的风险。
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反映经济环境的稳定性，若一国通货膨胀越低，则代表经济发展环境较好，越能吸引跨境资本的短期流入。
第3章 我国跨境资本极端流动的现状分析 ..................... 20
3.1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 ......................... 20
3.1.1 我国跨境资本流入现状 ........................ 20
3.1.2 我国跨境资本流出现状 ............................. 22
第4章 我国跨境资本极端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28
4.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28
4.1.1 被解释变量 ............................... 28
4.1.2 解释变量 ............................ 28
第5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43
5.1 结论 ............................ 43
5.2 政策建议 ................................ 44
第4章 我国跨境资本极端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4.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4.1.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总资本的四种极端流动状态，即流入激增（surge）、流入急停（stop）、流出外逃（flight）、流出撤回（retrenchment），均是虚拟变量，若极端状态发生时该季度数值为1，不发生时该季度数值为0，具体测算结果即表3.2。
4.1.2 解释变量
根据前文文献综述中各学者对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理论分析中从国内和国际多角度对资本极端流动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阐述，确定了以下影响因素：
（1）经济增长-gdp
本文是选用国内GDP季度数据的同比增长率来代替，原因是GDP季度数据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采用同比增长率可以有效缓解季节性因素的影响。
（2）通货膨胀-cpi
衡量一国通货膨胀的指标有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本文选用的是消费物价指数来衡量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
（3）国内利率-rate
衡量一国基准利率的指标有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国债利率等，本文选取的是银行间同业拆借7天利率，对月度数据平均得到季度数据。利率代表着货币的市场价格，利率越高，则收益越大，越容易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引发极端流入的现象。
（4）国内汇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