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目标模式从理论上谈几点看法
摘要：十四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内国际的有利时机，加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这里仅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目标模式从理论上谈几点看法。
关键词：国民经济 健康发展 体会
一、“持续”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问题要求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当然不是要求每年都以同一的速度等速发展。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在总的看来是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些年份速度会高一些，有些年份会低一些，这是必然的。邓小平同志说:“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①所以，尽管是持续地快速发展，但速度仍然会有起伏，是波浪式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可能我们经济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间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③但是，波浪式的发展，其波峰的起伏是温和的，不是大起大落;是增长速度稍高或稍低的差别，是排斥增长、负增长和停滞交替的那种再生产周期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大家知道，在西方发达国家，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必然导致生产无限增长趋势和群众购买力相对萎缩的矛盾，从而使得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难以摆脱“繁荣—危机(衰退)—停滞—复苏—繁荣”这样的再生产周期的制约。在我国，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基本矛盾，因而也不会出现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我国的经济发展不会受到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繁荣与衰退交替的再生产周期的干扰，那是确定无疑的。我国建国以后的40多年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几次大起大落的折腾。搞“大跃进”后的1961年、1962年和“文化大革命”后的1967、1968年，都曾出现过严重的负增长。至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悬殊，社会总产值的增长有些年份高达20%以上，有些年份则低于6%，接近于停滞，则更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这种现象，当然也是同持续快速发展的要求不相容的。今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没有可能避免这种曲折呢?我认为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我国过去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危机(大折腾)和增长速度的过分悬殊，是高度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层决策主观失误的产物。在旧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甚至集中于最高领袖个人。一旦最高决策层被胜利冲昏头脑，高估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作出了类似“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决策，就会出现墓本建设战线过长、摊子过大，最后难以为继，被迫紧缩、调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折腾和过大的波动。
将来，在我国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完成以后，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竞争性项目的投资将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所需贷款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自负盈亏。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国家计划是以市场为基础，并且从总体上看，主要是指导性计划。这样，传统计划体制下由主观决策严重失误所导致的折腾过大的起伏，将是可以避免的。同时，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http://www.51lunwen.org/fzjjx/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⑧只要我们在个人收入分配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就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因而也就不会出现生产增长同群众购买力相对萎缩的矛盾，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所以，从理论上分析，在我们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并逐步使之完善以后，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既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那种繁荣与衰退交替出现的再生产周期，也不会出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种折腾和浪幅过大的起伏，而完全有可能出现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种波浪式前进的持续快速的发展。但是，理论上的客观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我们的现实情况是，由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没有完成，市场的培育还不完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还得不到充分发挥，在这个旧体制交替的时期，导源于市场经济体制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干扰因素，仍然不起作用。持继地快速发展还只是客观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为着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必须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密切注意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益、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并及时加以调节。
二、“快速”是指什么样的增长幅度
我国关于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有过两个提法，一个叫做“持续、稳定、协调”，一个就是“持续、快速、健康”。这两个目标模式都要求“持续”。前者的“协调”和后者的“健康”大致上也是相同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突出“稳定”，后者突出“快速”。“持续、稳定、协调”是在“文革”结束后，总结从1958年搞“大跃进”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段时期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这20年间，经历了两次大的折腾，我国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什么提高。为了避免再出现折腾，要求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协调地发展，避免在追求力不从心的高速度猛冲一阵之后，需要经过几年的调整，才能理顺比例关系，继续前进。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④所以，从总结一定时期的历史经验，作为某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持续、稳定、协调”的提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强调稳定就不合适了。小平同志说:“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⑤又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的、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⑧所以，从我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历史任务来看，不应该是强调稳定，而应该是强调快速。
当然，这个快速，不是目标过高、脱离客观可能性的快速，而是能够持续地保持下去的快速，是健康地发展的快速。“持续、快速、健康”的提法，较全面地反映了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那么，“持续、快速、健康”中的快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呢?这正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对于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起决定作用的基本因素，不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中，实质上都是一样的，主要是积累率(储蓄率)和资本产出率。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被高度概括为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即Gw=S/V(经济增长率=储蓄率/资本产出率)。而经济增长的实现，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要受到技术进步、国内市场、国际市场、资本和劳动的供给等条件的制约。经济增长的这一般理论，已成为经济学的常识，这里就不加论述了。
在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从以5年或10年为一发展阶段来考察一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速度，发达国家中的日本、原联邦德国和法国都曾经有过可称为稳定地快速增长的阶段。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1961一1965年期间，日本、原联邦德国和法国分别达到9.4%、5.1%和5.7%，1966一1970年期间，分别为12.1%、4.5%和5.7%。进入7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大幅度降了下来。1970一1979年期间，日本降到5.5%，原联邦德国降到2.7%，法国降到3.8%。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韩国和台湾，以及后起的泰国和马来西亚，也都有过或经历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时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大体介于6一9%之间。我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持续快速的增长率应该是多少呢?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假设我们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①根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总目标，20年间要求的年均增长速度是7.2%。有人认为这个速度低了，小平同志认为是合适的，既不是过高，也不能说低。他说:“总的说来，我们确定的目标不高。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二十年的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八百到一千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五十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他在具体评论七五期间年均增长率7%这个指标时说:“百分之七的速度并不低。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⑨所以，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从较长时期看，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宜低于年均增长4一5%，但也不宜过于超过7%。这个意见是符合世界上一些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的国际经验，也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是完全正确的。小平同志同意的、十二大确定的发展速度，在迄今为止的13年的实践中已经实现并被超过了。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1981一1987年的7年间，每年平均增长8.7%。1988一1992年的5年间为7.9%，都超过了原来预定的7.2%的目标，从“持续、快速”这两个要求看，已经实现了。但是，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全面要求来看，还存在着一些美中不足，还存在着某些不够健康的消极因素。
三、“健康”的涵义和对当前经济增长形势
